《清帝逊位诏书》名家纵横谈【政治宪法学第204期】

《清帝逊位诏书》名家纵横谈【政治宪法学第204期】


编者按:2011514日至15日,由《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广东信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从化举行。在本次研讨会“儒家与宪政实践”主题环节中,秋风、高全喜和任锋老师依次分别作了“儒家传统中的宪政民生主义”、“共和国宪法法统的断裂与接续”和“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等三场主题演讲。高全喜教授在“共和国宪法法统的断裂与接续”的演讲中,以宪法的视阈剖析了《清帝逊位诏书》背后所蕴含的现代宪制法统意义以及政治智慧,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现将关于这场演讲及讨论部分的文字实录予以刊载推送,以飨读者。文字来源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二、儒家与宪政实践

主题发言

共和国宪法法统的断裂与接续

高全喜

哲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近来国内外对辛亥革命的言说很多,主要有两种进路:一种是以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进步史观对辛亥革命进行系统总结;另一种是自由派对辛亥革命的总结。某种意义上,自由派的总结也是出于某种另类的革命史观或进步史观。我更倾向于从宪法或宪政角度,考察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基于法理,基于构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制度的内在逻辑进行考察。

中华民国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在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并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武装起义、种族革命的激进主义,更重要的是基于一种宪法精神。在中华民国创制之初,有两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共同合力构成了其立国精神的基础。这两个文件就是《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清帝逊位诏书》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它的形式、机制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具有什么宪法功能。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个《清帝逊位诏书》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被动或主动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中的宪法精神,可以看作清末立宪进程的一个提升。它对冲了,甚至是有效地弥合、节制了南方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遏制了政治革命的蔓延。因此它有一种类似于英国“光荣革命”的味道。但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后直到1927年大革命之前,实际上也就是发生了几次很短暂、很小规模的军事战斗,然后在立宪派等各方面的参与努力下,清帝逊位,于是一个传统的帝国王朝就转变为了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个过程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简单,没有流多少血,也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国家也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也未尝不可。而在这其中,以《清帝逊位诏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王制的改良主义的优良遗产,无疑也一并融入到现代中国的宪法精神之中。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清帝逊位诏书》体现的宪法内容:

第一,由张謇所起草的这样一份《清帝逊位诏书》对冲、稀释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大革命的趋势。

第二,清帝及清王朝通过这次逊位,提升了戊戌变法以来的一系列变革,无论是虚情假意的,还是被迫的,总之确实是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值得注意的是,清帝不是逊位给一家一姓之王朝,而是逊位给了一个未来的立宪共和政体,这是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这就和中国传统的“禅让”不同,它整个改变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通过主动逊位,《清帝逊位诏书》体现了中国传统宪法(或者是东方宪法)中的和平的宪法价值。英国《大宪章》、法国大革命的宪法或其他的西方宪法相对来说更多体现的是对个人自由、财产权利的重视,但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法,特别是《清帝逊位诏书》所体现的是一种和平价值。

第三,我们一般认为《清帝逊位诏书》中的3个优待条件是一种政治“赎买”,这只是它的次一级逻辑,它的最上层逻辑是一个建国契约。它通过承认这个未来的共和政体而达成了逊位协议,它让权的对象是一个共和政体,既不是革命党,也不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从这个角度看,《清帝逊位诏书》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

第四,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革命建国,一个是人民制宪。革命建国与人民制宪是相辅相成的同一项事业。《清帝逊位诏书》为“中华人民”的现代中国之塑造,作出了真正富有成效的建设性贡献,居功至伟。

第五,“天命流转”问题。《清帝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

我们今天在理论上面临一个困境,即我们在对外谈判中言及与周边国家关系和主权问题的时候,接续的是大清王朝的管辖权以及相关的国际条约及其设定的边界,从国际公法角度,我们接续的是清朝的法统,但我们的宪法目前延续的却是孙中山、洪秀全一脉,宪法的叙事中根本就没有清朝的事情。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公法法理上的吊诡,虽然你对周边国家的描述是事实,但是从法理上你却不能自圆其说。我们现在跟外国谈判,人家把你的宪法搬出来,说你的宪法跟清朝根本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当前法制建设的一个硬伤。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史是从第一个共和国到第二个共和国。我认为,从历史的高度,从宪法的视角,重新评价《清帝逊位诏书》,把两个共和国的法统与清朝法统之余绪接续起来,创造性地开辟新章,不失为我国步入一个新的国家构建的契机。

讨 论

儒家与宪政主义之间的紧张和断裂

肖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评议这几个人的报告,难度都很大。我先简单说一下秋风的。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丹尼尔·贝尔觉得现代社会有几个领域是有断裂的,他主张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在政治领域实行自由主义,在文化领域则实行保守主义,似乎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拼凑版。其实丹尼尔·贝尔是看到了现代制度中有一些内部的紧张性,所以才会有这样综合几种不同立场的选择。秋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这样的,他说儒家宪政主义、民生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看起来好像跟丹尼尔·贝尔有类似之处,但是到最后我发现秋风已经不是秋风了,都快成“歪风”了,简直是“儒家通吃”。我觉得这样考虑问题,既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其实又害了儒家。儒家没那么厉害。如果说儒家既是宪政自由主义,又是民生主义,那我觉得儒家真的是一个灵丹妙药、聚宝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照我的观察,从学理上看,你可以在儒家传统中寻找一些宪政主义的元素,这是可以做的,但是你把儒家归结为“儒家就是宪政主义”,那恐怕就不对了。因为宪政主义是用法律来制约权力,而诸如分权、制衡、立宪选择、权利保障等要素在儒家里是没有的。你要把儒家直接跟宪政主义、自由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宪政主义学说是包含在儒家里面的,这在学理上基本上是走不通的,而且你还把民生主义跟儒家挂钩,民生主义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这个词,如果按欧洲比较经典的表述,它意味着一种在满足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对公民的幸福、福利给予满足,它跟社会正义、公平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又不能将民生主义划归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跟儒家讲的仁政之间,我觉得划不上等号。总体上来看,这个“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的命题内部的紧张性或断裂性太强势了,我认为你基本上无法弥合这种紧张和断裂,因此你的观点很难得到认同。我想,儒家还是应该回到儒家,不要把儒家太过分地、无边界地扩展,这样反而害了儒家。这是我对秋风兄的一些观察,不一定很成熟,我们可以讨论。

全喜兄的这篇文章比较复杂,但我很赞赏他从西学的研究慢慢转到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对于他的研究,我来作3点评论:

首先,他解读《清帝逊位诏书》,将其理解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我认为这个论断很难成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从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本身来看,你对这个诏书的定位不恰当。你对它的定位有3点:第一点,你讲清帝与辛亥革命共同完成了一个转变,把人民主权确立起来了,把清帝和辛亥革命并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清帝退位是因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袁世凯出山逼清帝退的位;第二点,更成问题的是,你把“袁世凯条款”卷进来,我觉得完全没有政治学的眼光。清帝逊位其实并不是把大权交给了一个议会政府,而是交给了一个政治权威——袁世凯。所以“袁世凯条款”恰好是《清帝逊位诏书》里面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第三点,你认为《清帝逊位诏书》包含着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宪法精神,我也觉得未必如此。清帝逊位谈不上是禅让,真实的情况是:孤儿寡母,兵临城下,不滚蛋才怪。所以从以上这3点来看,你对《清帝逊位诏书》的历史定位是不妥当的。另一方面,你将它跟英国的“光荣革命”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更成问题。“光荣革命”之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法案,一是《权利法案》,主要内容是限制王权,并确立议会主权;二是《王位继承法》。这两个法案虽然不像美国宪法那样是成文法,但是它清楚地说明了将权力交给议会主体,并且对王权有明确的限制,这才是构成宪政的要素。然而我们读遍《清帝逊位诏书》,其中并没有这些内容,因此在我看来,你的阐释都是些“微言大义”。

其次,我认为你的解读视野过于狭隘。文章的题目是“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既然是讲宪法,那就必须对宪法有两种概念上的把握:一种是绝对宪法,一种是相对宪法。绝对宪法讲的是政治实体,相对宪法讲的是法律的条款。你现在不管绝对宪法,只管相对宪法,于是找出《清帝逊位诏书》这样一个纯粹的文本来进行解读,我觉得你所理解的“宪法”事实上还有比较大的片面性。

再次,你的研究方法相当简单。我读到文章最后两句话的时候,非常能体会全喜内心深处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对当今社会的焦虑感。但其实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只问历史原本应当往哪个方向走,而要问究竟是哪些条件、因素导致了历史没有往“应当”的方向走?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在方法的选择上还应该更多地采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这才有可能使你摆脱局限于文本的解读,从而跟历史演变本身的内在脉络紧密地贴在一起,不至于光在那里发感慨。

2

如何区分宪政儒学与制度儒学?

陈少明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任锋报告的题目是“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我在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对它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传统对建构宪政儒学的启示,另一种是现在的宪政儒学观念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有什么样的启示。后来我听了报告才知道他是要强调在建立宪政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对传统儒家提出怎样的新见解。他特别提出,他的说法既区别于心性儒学,也要区别于制度儒学,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宪政儒学与制度儒学的区分是怎么样的?

传统的“宪政”概念通常叫作“治道”。你刚才评论秋风时,有时候讲大家是用现代民主政治对宪政概念进行评论,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完全用现在宪政的这一套准则,但是有时候你又会在赞赏秋风的时候用到宪政的概念,这应该是古代的宪政概念。这两个层次的区分,我自己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比较赞赏的是你讲到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知识积累方面做得非常不够。中国有很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但是没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缺乏研究自由主义的有深度、有贡献的著作。跟这个相对应,也有很多这样的儒家研究者,或者是一些表明他是“儒者”的人,可是真正有创造性的儒家思想家其实也不多。

3

不可对材料做无限发挥

任锋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刚才秋风发言的时候,袁伟时先生一直摇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对秋风老师的学术勇气非常敬佩,他的《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写了4卷,《治理秩序史》要写5卷。一个人写9卷要花费多少的精力,然后要花费多少年才能写成,我对这个表示疑问。他把先秦讲成类似于宪政、共和这样一种政治形态。记得陈寅恪先生曾经在《金明馆丛稿二编》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为什么?因为材料太少,而且真真假假都有。有些人对材料做无限发挥,意义到底有多大,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我认为肖滨老师对高全喜老师的批评太过于尖刻。我提出一点反驳,觉得高全喜老师隐约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意图。《清帝逊位诏书》的起草人有3个:一个是张謇,一个是杨度,一个是雷奋,这3个人本身都有宪政的背景,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清帝逊位诏书》可以代表中国20世纪初历史中的政治人物对于宪政(包括共和制度)的整体性看法。我觉得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抹杀的。

4

以诠释的方式书写中国思想史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我不大同意肖滨教授这种评价的思路。我觉得秋风写的这个东西和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完全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诠释,任何一种诠释都带有诠释者主观的意志。按我的理解,秋风是想把中国思想史中隐而未显的东西诠释出来。这样做是可以的,虽然我们可能会感到陌生。秋风在诠释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得意忘言”的方式,力图把握原始儒家对于公共治理的理念。那么,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方式去表达。

5

“国情论”的正确逻辑

翟振明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秋风和高全喜的发言,在我听来“耳目一新”,的确觉得是闻所未闻。他们这是要给孔子“正名”,把原来被歪曲掉的孔子形象重新翻转过来。我没做历史研究,也没做儒学研究,没什么发言权。但是他们还讲到宪政、自由这样的内容,那我就来说两句。

高全喜在发言中把“逊位诏书”和“光荣革命”的意义联系起来,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见。如果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害怕把责任弄到自己身上,那么就把责任推到古人身上:既然古人一直都这样做,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做也不会有错。过去的事情是为了论证以后要干什么而存在的,这样的逻辑成立吗?

全喜虽然是这个思路,但我估计他还不是真的相信;秋风是真的相信这个东西,说儒家还是宪政主义、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国情论”的再具体细化的说法吗?换句话说,我们暂时要重视国情,所以我们不能不这样干,是这样吗?这里又有一个逻辑的问题,我们在说该干什么的时候必须首先知道:第一,我们的现状是什么;第二,我们想要干什么。但是,什么叫干一件事?所谓干一件事,就是要看看过去有哪些东西不好,我们就把它打掉、克服掉,然后再思考未来应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打算要干一件事了,于是回过头来找找过去的人有没有这样做过,如果有,就说这是符合国情的。这种论证毫无逻辑力量,真正的国情论逻辑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6

不应过多使用外来的概念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我也来评一下秋风。翟老师说他不太相信秋风和全喜发言的用意和言说方式。我对他们了解得比较多,我相信他们的这份真诚。秋风的说法是有问题,他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了解我们的传统。我们近代以来理解的传统,也是被重新塑造过的,比如历史唯物论、历史进化论。近代以来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说法,深入到我们的脑子里了,现在用新的说法,我们反倒不习惯了。你在解释的时候,用了太多当今西方外来的概念,比如说“宪政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会不会有问题?你用这个“共治”的概念我就比较欣赏。我们能不能发展出儒家自己独特的东西呢?不要总是讲西方的那一套。

7

注意历史的局限性

余樟法

我觉得大家对儒家的批评、对秋风的批评都比较尖锐。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历史局限性问题。首先,君主制、封建制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某种合理性的。其次,有史以来没有真正的儒家政权,儒家的理想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尧舜禹、夏商周,是孔子追认的圣王时代。秦汉以后其实已经变味了,很多东西都偏离了儒家的原则和义理,特别是明清时期,偏离得更严重。再次,儒家义理的普适性是很高的,“君子之道费而隐”,既广大又隐微,我们可以说它有宪政的精神、共和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但是它没有发展出具体的民主制度、宪政制度,在制度性的一面,历史上的儒家确实是有不足的。这个我们只能用局限性去讲,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给我们设计出一种健全的宪政民主制度来。可是,这种宪政的精神是隐藏在儒家“五常道”中,特别是在“礼治”精神当中的。

8

政府的权力来源与运作模式

 

林桂榛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我谈3点感想。

第一,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区分事实和自我意见的发挥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刚才发言的秋风先生和高全喜先生力图表达历史的真实,但可能做了一些自己的发挥。以前也有过把欧洲的民主追溯到罗马元老院一类的思路,所以我还是挺欣赏秋风先生讲到的这个早期议会,把它理解为原始的民主,也未尝不可。

第二,我觉得宪政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和政府如何运作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先秦的思想家里我觉得只有一个人可以和宪政相契合,这就是荀子。荀子在《大略》篇中讲得很清楚:“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如果这个“君”是广义上的政府,是个管理机构的话,那么老百姓活着不是为了君,不是为了政府;政府的产生和运作,不是为了其他,而是为了老百姓。所以在这一点上,政府权力的来源就讲得很清楚、很精辟。再者,政府的“权”如何运作,孔子和荀子都有很精到的解释。我们知道,孔子曾对鲁哀公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政治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正”。而秋风讲的“共治”,我也非常欣赏。荀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兼制”,《荀子》中好几次出现这个词。“兼制”不是讲君主和老百姓一起来治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民主。

第三,无论是宪政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好,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正义。正义既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9

重视权力运作的逻辑

任剑涛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我看秋风和全喜的这两篇文章,可能会有一个视野转换的问题,我也同意振明兄刚才讲的,如果要在逻辑上产生力量,不能说历史上如此,那么未来也将如此。但是,我强调的不是一个逻辑论证的问题,而是历史自身脉络产生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全喜的文章与其说是对《清帝逊位诏书》的一个解释论,不如说是对当今执政者的一个“劝善论”。所以,肖滨兄和振明兄恐怕还没进入作者的脉络。

我对秋风和全喜各提一个问题:

第一,秋风这个命题的意图本身确实是太过强烈。“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包括了几个层次:儒家是一套完备性学说,宪政是一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民生主义则是政策层面的东西。所以对你这个命题的解释恐怕得要“通三统”。

第二,全喜兄恐怕得要面对肖滨兄的评论。你对历史上权力运作的逻辑太轻视,而对权力运作逻辑之外的解释又太过重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来搞一个“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话,恐怕最重要的就是区分清帝本人在历史上是居于权力主动地位还是权力被动地位。你说起草这个诏书的3个人都有宪政背景,那是没有问题的,但那是他们的解释背景,不是清帝逊位本身的权力背景,因为清帝的权力已经被挂空了。

10

给儒学的“魂”重新找一个“体”

姚中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

我觉得刚才剑涛兄的问题还是对的。简单地说,我们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一本政治哲学的书。这也涉及刚才林桂榛讲的问题:在政治哲学中,历史事实和政治理念没有分别,事实就是理念本身,它们两个是共生的关系。这也是我之所以很反感儒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的原因。

大凡在学院里搞儒学的人,他们搞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最后都认为这些理念已经死了,可我认为它还是活的,从尧舜以来一直活到了现在。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个“魂”重新找到一个“体”,这是余英时先生讲的,也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我甚至想,康有为、董仲舒一直在思考的都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这颗老种子要怎样结出新果实,让原有魂魄找到一个新肉体的问题。我觉得不管你是热爱自由主义文化,还是热爱专制文化,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从这个地方出发。

11

完全基于权力的宪法,未必是一个好的宪法

高全喜

我谈两句。第一,一切存在的,未必都是合理的。宪法学中最主要的是规范宪法学,一个国家的立国根基当然需要一套有权威的宪法。但是,完全基于权力的宪法,未必是一个好的宪法。第二,我将其比附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只是换一个视角,如果要对应起来,那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注意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学、宪法学、社会学研究基本上都遗忘了这样一个《清帝逊位诏书》,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国共两党革命史观把它视为一个妥协的产物,甚至连优待条件都被认为是妥协、不彻底,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



本期责编:郭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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