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尼:宫廷箴言(第三次对话)

宫廷箴言

西德尼*  

胡永恒 译

现代立国法政文献汇编丛书·英国卷

本卷主编 毕竞悦  泮伟江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月第1

73——96


第三次对话

第二条宫廷箴言:君主制应当是绝对的和世袭的

菲勒利西斯:你所提到的一些缺陷似乎是从一些构建得不好的君主国产生出来的。

优诺米乌斯:那什么是构建你所尊敬的完美君主国所必需的呢?

菲勒利西斯:第一,它是绝对的;第二,它是世袭的。

优诺米乌斯:是什么致使你相信绝对的、世袭的君主制是最好的呢?

菲勒利西斯:统治人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统治者需要全部的帮助。必须要有绝对的权力,那样他的命令才不会被那些理解或不理解的人的暴躁和愚昧所顶触,才不会阻碍他去做正确的事情。其次,理性与经验显示,当决定由某一个人作出的时候,解决问题要比在共和国中常见的由众多的人给出意见、靠冗长乏味的争论来决定更为迅速,执行更为有力。而且,最为无知的人往往在维护他们的观点时最为积极。经验还显示,那些产生自某一个人的审慎并直接与他本人及其家族的利益相关的解决办法和建议,可以稳定地、经常地被提出,然而,共和国中的建议却随着那些碰巧掌权的人的禀赋而变化无常。

第三,没有什么比统治者永远想获得好处这种持续不断的关心更有助于实现一个国家的利益了,而这在世袭的君主制国家中最为常见,因为君主把国家看作传给他的子孙的遗产。

第四,治理一个国家需要伟大的才智,而这种才智只能在那些打幼儿时起就被预期为国王来培养的人身上才能发现。他们的血液中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教育又增长了这种气质,将他们头脑中所有低俗的思想驱逐殆尽,而生来命运较为卑贱的人则为这些低俗思想所占据。

第五,没有什么能够比在一个君主的注视下行动更能鼓励勇敢的行为,君主是那些为他而做的事情的唯一裁判者和奖赏者。如果我们知道,只要取悦于一个主人会得到财富,我们就会怀着得到他的好感的希望(只有他对财富与荣耀进行分配),高高兴兴地去历经艰险。

最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最为荣耀的君主也是最为绝对的。那些最好的、最富有学识的作家们,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说最完美的政府是当所有的人都在一个人的权力之下的时候,这个人高于法律,无需对法律负责,因为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的法律;正像一个人要有头脑一样,他就像政治体的头脑或理解力一样统治着一切。

优诺米乌斯:为什么由许多成员组成的某一机体所做的这些行为,就不能够像一个人所做的那样好呢?

菲勒利西斯:在我看来,这种政体似乎是确定会导致长久混乱的源泉。如此组建的社会将会是一团混沌。冷的物体会排斥热的物体,湿的物体会排斥干的物体47你叫它贵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或者随便什么你愿意叫的名字,它实际上都不会比无政府状态更好。

优诺米乌斯:我承认,粗鲁的群众、无秩序的狂暴的确有如混乱中的黑暗与野蛮的骚乱。但是,由于上帝以其语言给出了命令,并且形成了那些未经雕琢的物体,还以各种不同的混合物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这个世界变得美丽而富饶。他用理性的力量以及他遗留在我们中间的神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用审慎的法律来规制那些先前曾使社会动荡不安的48、疯狂而盲目的狂暴,减少因混乱带给一个国家的荒凉的黑暗,同时使其在各种有助于过上文明而幸福的生活的事情上成果累累,这样就可以摆脱那种受迷惑的群众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创造一个在秩序方面完美无缺的社会。因此,个人特质的多样性有助于全体的完美,因为成分和性质的多样性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脾性。谁想要只由某一种人所组成的国家,不会比谁想要只由一种成分构成的身体或只由一种音符所组成的音乐,来得更高明一些。

菲勒利西斯:假如有十个这样的人,其中的一个拥有更多的才智,另一个拥有比其余的人更多的勇气;一个急躁而卤莽,另一个愚钝而沉闷;一个勤奋,另一个懒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他们的形貌、教育和兴趣而产生的差别。因此,似乎没有什么比将他们带入那种执行任何行动都必需的秩序更为困难的事情了。

优诺米乌斯:这是一个谨慎的立法者或政治家的工作。如果做这件事情不困难的话,那些掌握了他们称之为政策科学的人,就配不上所有明智的人所给予他们的荣耀了。那种政体在它的持久性和执行各种行动方面建构得非常良好,它有着各成分非常好的混合,以至于没有人穷困或者过于富足。在音乐中,一个音调的尖锐被另一个音调的低沉调得柔和,其旋律就算谱写得好;和谐的完美在于其中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的适当比例。因此,在文明社会中,那些人值得赞扬,他们制定出有助于国内和谐的法律,其中,人的数种气质、天性及状况都拥有分配给它们的份额与空间,没有人富足到可以压迫其他人从而导致整体的分解,也没有人穷困到天然属于他的那部分活该不完善。每一个人都可以以其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了公共利益及营造国内和谐(那是我们俗世幸福的主要所在)而行动起来。

菲勒利西斯:在你进一步深入之前,我想知道你所说的政治家(politic man)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宫廷中,我们习惯于把那些拥有足够的技艺来指引其目标的人称为政治家,但你似乎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运用这个词。我们还认为,如果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可以增长人口和财富(在我看来那是政府的目的),这个政府就是好的。但是你好像对它别有想法。

优诺米乌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比政策或政治用得更滥的了。或许可以用词源学来搞清楚这个错误。Polis象征着城市,而Politeia不过是指组建或者治理城市或文明社会的技艺。正确地理解并实践这门技艺的人就是政治家。这些社会组建得人们能够在其中幸福生活。关于什么是这世间人类的幸福生活,亚里士多德是将其作为文明社会的目标来定义的,即在这些社会中人们能够享受“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9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无需寻求其他定义。既然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而没有人比处于邪恶的激情控制之下更是一个奴隶,因此,在没有美德的地方,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

人类是所有能见到的生灵中的最高贵者。因此,人类所能做的最高贵的行为是为那些他的同类做好事。而可以为人们所做的、能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好事,就是引导人们并使他们保持过那种最有美德、最幸福的生活。这么说来,显而易见的是,那些为所有人做这些事情的人值得受最大的赞扬,那种他用来做这些事情的科学就是所有科学中最好的、最高贵的一种。通过这一点你可以看到,马基雅维里及其他一些人所教的、靠背信弃义和野蛮残忍来执行的、伴随着贪欲与恶行的种种丑态的那些邪恶而毒辣的手段,无论能否被适当地冠以政策之名,都与美德、虔诚、诚实和谦逊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或者,无论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卡特西欧·卡斯特尼(Castruccio Castracani)、谢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50,以及其他那些被认为在这种技艺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称之为政治家是否正确;如果这些人都配不上政治家的称号,那么那些技艺远逊于他们的,目标不过是为了得到一点点金钱、职位或头衔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小朝臣,就更不应该得到这个称号了。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原因,即基于迅速的解决办法、严格的执行以及君主们的可靠建议。

菲勒利西斯:关于这些问题你要怎么说?

优诺米乌斯:如果你所说的这种解决办法,是指亚哈随鲁(ahasuerus)所使用的办法,先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随后又通过处死其控诉者来拯救他们;或者是扫罗(Saul)对亚比米勒(Abimelech和其他神父以及整个城市所使用的办法,通过处死妇女和儿童来宣泄他的愤怒;或者是亚哈(Ahab)与耶洗别(Jezebel)用来杀害拿伯(Naboth)的办法;或者是尼禄(Nero)用来杀害他的母亲的办法;或者是屠杀其妻儿、无辜婴儿以及整个公会 (Sanhedrin)的希律王(Herod)的办法51我承认这些事情在共和国中不会发生。只有君主国才能就这些事情而炫耀。但是,如果你所指的解决办法不是像注入了肆虐在野兽心中也不是人心中的魔鬼一样,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或者犯那些可怕的谋杀,而是那些审慎而为的、怀着美德与勇气去执行的一般解决办法,那么,共和国做得不曾比那些最为英勇的君主差。

只懂一点历史知识的人可能会轻易地满足于知道,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之后,对于罗马人来说除了当第二之外没有理由惧怕任何事情。然而,由于受到了汉尼拔(Hannibal52的一些损害,大使们被派遣到迦太基去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告诉元老院说:“我们既把战争也把和平带到你们这里,选择你们自己想要的吧。”53迦太基人回答道:你们喜欢给什么就给什么吧。他回复说:那我给你们战争。这立即就被接受了。除非是双方都坚定不移地着实寻求战争,他们才会以这种姿态进入战争,我们何曾见过比双方更为大胆、更为迅速的呢?

维比乌斯·维里乌斯(Vibius virius),来自普里沃努姆(privernum),一个向罗马元老院要求和平的贫穷但是自由的城镇,他与其他几个人作为大使被派遣,执政官(consul)这样问他:“你们如此频繁地进行反叛,我们跟你们有什么和平可言?”他回答道,如果你们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好的生活,你们就可以看到和平会被诚实而长久地维持;但是如果你们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坏的生活,你们就别指望和平会长久持续。54元老院赞同他的回答,说,只有那些不顾一切捍卫自由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罗马人,55并当即同意给予该城镇的人以其想要的和平以及全部的罗马公民特权。

波比利乌斯(Popillius),一个罗马大使,发现他所出使的托勒密(Ptolemy)国王(即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倾向于寻找借口来拖延,便让其手下的全体人员包围了这位国王,要求在他走出包围之前必须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而他完全顺从地这么做了。56

这世上充满了太多的这类例子,以至于通过这些证据,似乎我需要考虑,我应该在我的主张上有更多的偏见而不是通过宣称它们来增强我的主张。如果说在迅速采取并执行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方面,共和国与那些最为英勇的君主相当甚或超出,那么通常在所采纳的建议的执行方面,它们则要远远胜过他们。因为,如果君主们的建议有什么稳定性的话,正是在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存在着一个委员会或者其他具有贵族气象的机构的地方(而那是你所痛恨的)。但是,凡是在国王拥有巨大权力的地方,无论是通过法律、欺骗和暴力,还是通过其美德的尊严,主要的事务都交由他处理,所有的事情都全凭他的智力、性情或意愿,而且必须在他死后根据其继位者的品性而不停变化,或者更糟糕的是如同寻常所见,随着他最宠爱的人的品性而不停变化。

有谁对欧洲的事务如此陌生,以至于会不知道莱尔马Lerma)公爵的建议与康德·德奥利瓦尔(Conde d’Olivares)的建议之间的巨大差异呢?又有谁会不知道奥利瓦尔的建议中会被他的继位者唐·路易斯·德·哈洛(Don Luis de Haro)所遵循的是多么的少呢?57除了在镇压人民方面,我不知道马萨林(Mazarin)枢机主教在哪些活动上与他的前任黎塞留(Rechelieu)是一致的。58我也不知道,有谁可以一一列举那些因萨默赛特(Somerset)、白金汉(Buckingham)、斯塔福德(Stafford)的伯爵们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59的疯狂行为给英格兰带来的灾难,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与其前任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君主永远不会变得软弱,不会有宠臣,或者他能选择好的大臣,或者在选择大臣的时候知道如何去管理他们(他们没有一句话是真的);谁又能保证那些伟大而善良的君主会活到其儿女具有跟他们同样才能的时候呢?英格兰的理查二世有可能完成黑太子(Black Prince)或爱德华三世所开启的事业吗?60亨利六世61能够跟上他父亲的脚步吗?或者,法国的路易八世能够承担起亨利四世所图谋的宏伟构想的重负吗?62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五岁时就能够被培养至著名的古斯塔夫斯(Gustavus)曾达到的完美程度吗?63或者,那位同样持有王位的年轻国王,64现在处于幼年的他就能去追求他勇敢父亲的事业吗?所有这些事情都取决于一个人,因而由于他们而产生冲动的生活,持久的动荡和不确定乃是必然的。但是在共和国中,不是人而是法律、格言、利益和宪法在统治:人会死或者会变,但是这些东西保持不变。我不否认,元老院或者民众大会可能会有一些激情,会被欺骗。但是,当他们是由很多具有最丰富经验和最精炼的才干的人所组成时,其激情并不会轻易改变,也不会像一个人那样轻易地受骗。因为这个人可能只拥有很小的才干,很少的经验,而且除了那些想方设法欺骗他的人之外没有人可通消息。

菲勒利西斯:但你是怎么看待君主世袭的呢?

优诺米乌斯:你以为基于这个理由国王们会更为关心其治下的人民。但是我怀疑这种关心是否抵得上人民必须为此偿付的代价。

菲勒利西斯: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优诺米乌斯:如果除非国王们对其臣民拥有绝对的统治,有如一项可以传给其继承人的遗产,否则就不会去关心他们的话,这样的人民就是奴隶和农奴,而不是自由人。并且,我认为,没有国王也比这么昂贵的代价(我的意思是自由的出卖和丧失)要好。不过,为了更接近问题的要害,我认为,在绝对的君主制中,罪恶并不因世袭而增长。

菲勒利西斯:是什么致使你这样认为的呢?

优诺米乌斯:我的理由是:

    第一,如果曾有一项绝对的权力被任何文明的国家自由地授予给任何人,乃是因为某些即时的紧急需求,以及这个人的丰富经验和其美德带来的声望,像希腊的艾希穆尼蒂斯(Aisymnetes),罗马的独裁官(dictator),犹太人中的士师(judge),65不能指望这些东西会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延续。

第二,高尚而英明的人既不会为他们或其后代寻求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权力,如摩西(Moses)、撒母耳(Samuel)和基甸(Gideon)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而坏人或软弱的人则在这个问题上不值得信任。

第三,国王的世袭权力在他和人民之间制造了一种世代相传的憎恨,这对国王和对人民来说一样具有破坏性。

菲勒利西斯:你能证明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优诺米乌斯:我想是的,而且当我给出我的理由时,会让你来判断它们的有效性。第一个主张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为什么文明国家授予这样一项在它们自己之上的权力;其次,是什么使得它们选择这样一个人。

    关于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事实,我们知道,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国家,我们欧洲国家不曾把绝对权力授予给任何人。66 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狄奥尼西斯(Dionysius67或凯撒(Caesar)凭借暴力和谋杀来达致这样一种权力,但这与我们的目的没有关系,我们讨论的是绝对权力被自由地、合法地授予的情况。艾希穆尼蒂斯处于可为我们精确记述的时代之前。罗马的事情,我们知道得多一些,甚至连小孩也能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设置独裁官。他们的臣属叛乱时,他们就指定一名独裁官。高卢人焚烧罗马,他们指定独裁官。汉尼拔妄图置使节(consuls)、执政官(praetors)于死地并屠杀控制着绝大部分意大利的几只军队,就是指定独裁官的时候了。而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Quinctius Cincinnatus)、法利乌斯·卡米勒斯(Furius Camillus)、法比乌斯·马克西默斯(Fabius Maximus)以及其他被选举出来的人证明了他们总是能信赖这样的人,他们对其美德抱有最大的信心。而再也没有比这更浪费、更不合情理的了——在特殊的情况下授予给一个人的权力,延续的时间竟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还要长,或者,将这种因其父亲的美德而授予的权力,延续至并无美德的儿子。

儿子通常在各方面都最不像其父亲。卢修斯·布鲁图斯(Lucius Brutus69(正是他让这个国家重归自由)的几个儿子都是其国家的叛徒,却是他所驱逐的塔昆斯(Tarquins)的朋友。苏格拉底的后代又呆又蠢。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后代几近疯癫。西塞罗的儿子甚少智慧。尤蒂卡的加图(Cato of Utica)留下一个被指责为女人气的、缺乏勇气的继承人。70摩西的儿子没有显出什么过人之处。高尚的以利(Eli)的儿子们,除了其淫荡、邪恶及为其父亲、家族及国家带来的损害,再无任何记录。71当事实显示出以实玛利(Ishmael)是个偶像崇拜者,以扫(Esau)是个恶棍,流便(Reuben)乱伦,罗波安(Rehoboam)愚蠢,甚至连撒母耳(Samuel)的儿子们都贪婪、不公道的时候,72没有人能对儿子们会继承其父亲的美德抱有信心。而如果儿子们不能继承其父亲的美德,又有什么比授予他们以交托给其父亲的权力更为浪费的呢?

菲勒利西斯:尽管这也与宫廷的实际及观念大为相悖,但我还是对你接下来所说的观点更加感到惊讶——高尚和英明的人既不会为他们自己也不会为他们的子孙寻求或接受73世袭的王权。因为我们相信,英明和高尚的人乃是具有伟大风范的人,因此希望得到权力并将它传给他们的后代,如果他们认为这种权力很好的话。因为爱其子孙的人会希望为他们谋求好的东西,否则就不配一个人的名声了。

优诺米乌斯:如果你考虑到,什么人是英明或者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具有的观念有什么伟大之处,对这个观点就不足为奇了。英明和高尚在圣经的意义上为同一回事,恶人与愚人也是如此,否则诗篇的作者不会这么说:愚人而不止是恶人说了,他心中并无神;74因为否认神到了邪恶的程度。英明的人,而不是你们那些浅薄的宫廷箴言,遵照了圣经所说的: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旧约·耶利米书》第45章第5节)基甸有这种观念,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75他的儿子约坦(Jotham)证实了他在关于树的寓言中所说的,76从中我可以推出

首先,没有哪个拥有任何伟大美德的人会自作主张地去统治。这是为香柏树、葡萄树和橄榄树所证明了的。*然而,荆棘却在未曾受到召唤的时候站了出来。

这个寓言中值得注意的第二件事,是它们拒绝的理由。葡萄树不会失去它们的美酒,橄榄树也不会失去它们的油脂。这使我确信,拥有任何美德之人,如果他开始去统治,就会失去这一美德。这也为亚比米勒(Abimelech)所证实。他具备一个想要称王的人所必需的所有素质。他野心勃勃地谋求权力,大胆地尝试去攫取它,在消除横隔在他与王位之间的一切障碍之时,以及在确保自己享受王位之时,毫无人性地背信弃义,残忍不虔。火从荆棘里出来,烧毁了黎巴嫩的香柏树,然而它也返向荆棘并烧毁了它。77想一想那些拒绝权力的人的性情以及欲求权力的人的性情,你可以看到,在圣经的意义上,欲求权力的人并不是英明或高尚的人。

如果你在一种哲学的意义上去思考谁是英明或高尚的人,有些人会告诉你他是78一个国王,不过,他的王国只及于他本人并存在于他自身。“国王是没有忧惧的人,国王是无所欲求的人。人人皆可给自己一个这样的王国。”80但是,这样的人在宫廷侍臣的话语中不是一个国王,他的处所也不是那些充斥于宫廷的人常去的地方。另外一些人会告诉你,一个英明的人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并践行他所知道的东西,在能让他懂得更多的沉思中度过一生。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病态的暴君。还有人说,一个英明的人拥有一切于己身,无求于外物;对财富、荣誉或权力的渴望仅由内在的缺陷和弱点而衍生,而这永远不会降临在一个英明的人身上。这也甚少与你们的宫廷箴言相符。我不否认81,一个英明的、拥有美德的人也会适度地为其同辈谋求公共利益,但是他不会自我提升而居于其同胞之上。但是,那些最渴望得到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巨大权力的人,正是全人类中最可憎恶的人。暴君的名字包含了所有邪恶的东西,而最伟大的荣誉给了那些阻止他们82获其所欲,或者以死亡或放逐将他们驱下宝座的人。这或许能使你不再怀疑我所说的,高尚而英明的人不会寻求统治权力,或者,如果他们接受了这种权力,也不会希望同样的权力延续至其子孙。因为,如果掌握得好的话,这种权力或许会有益于一个英明的人,但是,如果将它传给一个小孩,或一个软弱的人,或一个邪恶的人,那么,这本有益于他的事情,对他的孩子或任何不够格的继承者来说将是一种罪恶。一个明智的人完全有理由去注意,不要让任何他所爱的人去承受一种义不容辞的重负,这会压迫他,毁了他。“接受什么要看接收者的条件能够接受什么”83,对接收者来说不合适的任何东西,永远都不会对他有益或有用。任何人也不可能为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利益而使用好权力,除非它具有与此权力相匹配的思想和美德的力量。一个土耳其的皇帝,听说了斯坎德培(Skanderbeg84的伟大事迹,想得到他的剑并拥有了它,但是发现它并不比其他的剑强。那位高贵的亲王回应说,他送出了剑,但并没有送出使剑的手。好运的不稳定,运用所具权力的困难,来自伴随他的谄媚或类似行为的腐败所导致的通往恶行的诱惑,都会使明智的人担心,其后代会由这样一个容易滑倒的地方而毁灭,更不会将他们对其德行或力量了解甚少甚至毫不了解的子女置于类似的情境之下。如果统治的权力连那些具有伟大才干的人都难以掌控,而通往恶行的诱惑又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找到任何坚固到足以抵制这种诱惑的美德,我们又怎能想象,它会被安全地交到那些疑为85恶意或软弱无能的人手中呢?

如果你高兴的话,现在我可以尽力阐明我的第三个观点。

菲勒利西斯:我带着极大的耐心,期望听到关于那个话题你还能说些什么。

优诺米乌斯:世袭的权力引发世代相传的仇恨。它植根于不公正,其运行也与人类的本性相悖。从天性来说,人是理性的造物。因此,一切事情,只要是非理性的,都会与人的本性相悖。仇恨是一种产生自发现对立物的激情。因此,我们自然地而又理性地憎恶那些与天性和理性相对立的东西——而美德是理性的命令。我们应当尊敬和热爱那些高尚和英明的人,他们具有美德,生活在有德行的信念之中,服从理性与本性的支配。换而言之,我们蔑视、厌恶和痛恨那样一些人,他们从被赋予的理性的本性中堕落,既粗野地无视理性的支配,又狂暴而不敬地违犯它们。这种违犯越是严重,我们因它而遭受的伤害就越大,我们对造成这种伤害的人的仇恨也就越大。

正义乃是那种美德,它应当成为我们在世上所有行为的永远的指导,并且,应当成为商业的法则。它的基本格言是,86授予平等的东西给平等的人。使一个在本性上或理性上与其他家族无异的家族居于在其他家族之上的统治地位,同时自称有无需向任何人负责的特权,这是对这条规则的严重违犯。因此,所有他们的军队中绝大部分是不受惩罚的,尽管不少城市与省份都成为了其贪欲的牺牲品。这种权力,因为对那些在其统治之下受苦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不公与伤害,势必成为最尖锐的、最难以宽恕的仇恨的根源。

菲勒利西斯:正义是理性的支配。理性的东西不可能不正义。由于平等是同等人之间的正义,对那些本身即不等的人给予同等的报酬,就是不正义的。正义总是要注意到比例,在算术意义上的某些事情,是一人一个,两人两个;而在其他一些几何意义上的事情,则更要注意的是将最有价值的部分给予最有价值的人。因此,在出生方面优于我们的国王可以享有超过我们所享有的特权。

其次,我将国王所享有的特权看作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授予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看护他们。不应该有人去嫉妒因为这样一种莫大恩惠而归于他们的好处,而应该尊敬他们,热爱他们。因此,臣民对其国王的那种忠诚,达到了崇拜的地步。

优诺米乌斯:理性的东西不可能不正义,那是对的;不正义的东西不可能是理性的,那也是对的。宣称优先于他人的人,必须显出他在所谈的那个问题中占有优势。居鲁士(Cyrus)在裁决两个士兵因两件外套而起的争执时曾犯下错误,两件外套一件大一件小,他把大的外套给了个子大的士兵,而强迫个子小的士兵接受较小的那件。色诺芬(Xenophon)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讲到,他的老师不赞成他的这种做法,告诉他,考虑什么东西适合于每人所有而不考虑他拥有什么权利,那是不正义的。87宣称对我拥有权力的人,必须证明我如何失去了神和自然所赋予我的自由。那是我自己的权力,因为我与他在自由方面是天然平等的。尽管居鲁士的判决是公正的,体型大的人应当拥有大的外套,最适合于统治的人应当占据最高的位置,但若非出于武力,国王们很少对其臣民占有优势。

所有的不平等,无论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如果其本性与所谈事情相符合、比例也可以接受的话,那种可以用一种自然的不平等来诘难的优先权是合乎情理的。一个明智的人对一个愚蠢的人天然地拥有优势,其意见也应当比其他人更多地被倾听。在诚实、英勇、经验以及军人的美德方面卓越的人,比那些不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有更正当的理由成为一支军队的指挥。如果某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好的诗人或者一个好的雄辩家,就自称为一个省的长官或一个团的指挥,那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因为,尽管一个好的诗人或雄辩家比起那些在这些方面并不在行的人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也仅仅在诗歌或讲演术方面占有优势,而在那些需要不同素质、与它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事情上他并无优势。88当不平等基于自然的原则并与其一致的时候,也可为人为的不平等提供正当的理由,不过要注意适当的比例。

行政职位是人设的,没有人生来就是裁判官(praetor)、执政官(consul)或独裁官(dictator)。因其适合去执行这样一项职责而被期望承担这一职务的人,当他在任的时候,本身就有一种正当的权利,而不管是否适合于它;或者,无论多么适合,当时未必会喜欢它。但是,那些令人厌恶的、与自然相悖的人为的不平等,却在各方面都受到嫌恶和痛恨。那些规定妻子应支配她们的丈夫、父亲应服从他们的子女、贤人应受愚人统治的法律,就属于这种性质。而且,通常将其能胜任的工作、其能掌控的权力或者权利分配给任何人或多数人的人,当然应优先于他们。

在某一事情上或对某一目的而言,有一种简单的不平等和一种复杂(quo ad hanc)的不平等。在统治这一问题上,要了解什么样的不平等给予了任何人以优先权,我们就必须看统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有益于这些目的的统治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亚里士多德曾经很好地把政治体的组成比作自然的人体,即,把一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比作一个人。89两者都指导其行为趋向某种目的。两者都想保存自身并享受对各自有益的事物。智慧是人类的这样一种力量——判断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明白达到善并指引其所有行为去达到善的道路。智慧存于思想和理解力之中,它们比人类的所有其他能力都天然地更有助于实现其目的。不为思想和理解力所引导的人,不能称其为人。文明社会也是类似的情况。只有智慧知道他们被指往的目的以及如何找到并运用实现目的的手段。这表明,在所有的社会中,最为英明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天然地应当进行统治。他将这一主张推得如此之远(沿袭其师柏拉图的例子),以至于断言,如果在共和国中有一人比其他所有人拥有更多的智慧、美德和勇气,他就应当成为一个永久的国王,而那些不服从他的人则是不公正的。90如果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一个人拥有最杰出的智慧和美德,比所有其他人更英勇,并且使我们确信同样的品质将在其后代中永远相传,我会承认他为我的国王,而且希望同样的特权可以传至其子孙

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由同样的物质构成,有着相同的血缘,尽管他们本人或其谄媚者有时说他们是神,他们仍然像人一样会死。在本质上,他们并不比别人强,因而不能主张比他人更多的权力。他们的子孙也跟我们的子孙一样弱小,一样有缺点。那么,树立某一人凌驾于那些在本质上与之平等的人之上,就打破了自然的法则,制造了一种人为的优先,在那里就没有什么自然可言。将其权力传给其家族的人,如常见的那样,并不考虑年龄与性别的区别,让那些软弱而邪恶的人成为那些明智、善良而高尚的人的统治者,使老年人的智慧听从于小孩子的软弱与愚蠢的确是制造了可恶而过分的不公正。而那种根据自然法则应当发号施令的性别,竟要接受出自另一性别的法律,而该性别天生就不能管理个人家庭,并且生来就要服从于他人,这就全然地破坏、违犯和颠倒了所有的自然法则与理性。谁要主张那种能使自己为恶而又不受惩罚的权力,对我来说就有如一个窃贼或谋杀犯,他因其父亲以及其他先人习惯于犯下类似的罪行,就要求免除法律的惩罚谁要证明来自继承的权力的正当性,就必须证明他运用它是为了它之所以被授予的目的,并证明他与授予其权力的人具有同样的能力去掌管它。因为,如果他运用此权力去伤害人民,而权力却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被授予的;他需要具有第一位国王(权力正是他授予的)所拥有的肉体、思想或经验方面的优势,因而权力本身的授予乃是空洞的。这或许可以向你证明,一个如此不合理、不自然的事物,是否有可能有利于人民。

不过,为了让你更为满意,我想在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时多说几句,并努力向你证明,在一个有德行的、慷慨的人与一个专制的君主(尤其是如果其实行世袭)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反感,由此必然生出一种持久的仇恨。我不知道有什么像人民的利益那样如此多地被谈及。也没有什么曾像世袭君主制这样丑恶、有害而不应该用某种华美的色彩来加以描绘。如果暴君们只是动用暴力,我们不会碰到太多的麻烦,但他们最厉害的武器乃是欺骗。我们发现,他们使自己成为暴君,更多地是靠欺骗而不是靠暴力;或者说,如果欺骗与暴力并用,欺骗占主要地位。



47 “冷的物体会排斥热的物体,湿的物体会排斥干的物体。”根据四性说理论(Theory of the four humours),自然的衰败是一个过程,此过程中热和干为冷和湿所克服。源出亚里士多德:De genere et corruptione, 330b 3ff. Commonplace in Renaissance medicine.

48 原文误将“they were”作“it was”。

50 切萨雷·博尔贾(14751507年),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征服了众多的意大利城市。卡特西欧·卡斯特尼(12811328年),统治卢卡(Lucca)的雇佣兵队长(1316-1328年)。卢修斯·谢普提米乌斯·塞维鲁(146211年),罗马皇帝(193211年在位)。

51 亚哈随鲁的首席大臣哈曼(Haman)因教唆消灭所有生活在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的命令而被处以绞刑(Est. 3:8-11, 8:9-10)。关于扫罗,见Ⅰ Sam. 22:16-19。关于亚哈,见ⅠKings 21:1-14。尼禄(3768年),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于54年将其母亲阿格丽品娜(Agrippina)杀害。关于希律王,见Matt. 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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