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华:大海不识主权者”:“自由海洋”的政治哲学意义

“大海不识主权者”

——“自由海洋”的政治哲学意义

林国华

本文原载《经典与解释》学刊,2010年第34



    在西方法理学与政治哲学史上,第一位严肃细致地把“海洋”作为研究课题的思想家是荷兰人雨果·格劳修斯(15831645)。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出版于1609年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1]这项研究是作者另外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的一部分,即《论战利品法与捕获法》(De Jure Pradae),后者在作者生前没有出版。

《海洋自由论》以中世纪经院书写传统中的辩难体裁(Disputatio quaestionis)写成,不仅研究了海洋的物理本性,而且也依据中世纪罗马法和基督教自然法这两大传统阐明了海洋对于人类世界所可能拥有的道德意义与政治意义,其主体思想后来被格劳修斯纳入他的万民法与自然法巨著《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De Jure Belli ac Pacis,1625)中。《自由海洋论》问世以后旋即遭到多方反驳,并在基督教世界引发论战。其中,对格劳修斯的“自由海洋”学说最具挑战力的是英国最博学的自然法学家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于1635年出版的《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这两部书引证同样的传统和权威,但得出的观点却针锋相对,成为后世所有关于海洋问题的争议的论证资源,比如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前的漫长辩论中,格劳修斯与塞尔登的著作都分别被争辩双方一再引证。[2]

    地理(res natura)对于政治或者法律(res publica)的意义自古就被作为自然命运与人类技艺的关系问题而倍受关注。比如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其17卷《地理》巨著开篇就曾申明:他致力于研究大地的本性,但意图却是为君主服务。[3] 然而,在格劳修斯之前,所有含有政治意图的古代及中世纪地理著作几乎都是关于陆地的研究,对海洋的研究基本上一片空白。为什么?一个尝试性的答案是:对于古人来说,政治生活在本质上囿于陆地,陆地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直接负载者和见证者,因此,海洋几乎不大可能进入古代“地理学家”的政治视野。海洋在古人的政治视野中缺席,这从反面可以提示海洋的一个重要性质:海洋不识人类历史。换言之,在政治意义上,大海是无辜的。海洋的“政治的无辜”可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洋面上留下任何痕迹。这句话被格劳修斯一再强调,它的隐含意思是:任何人不可能在海洋上立法、建国、或者设置任何习俗制度,海洋是一片绝对的、纯粹原始的“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它抵制人类的所有技艺,不承认任何人为的权威,用格劳修斯感人至深的法学修辞就是:大海“不识主权者”(Neque enim potuit natura dominos distinguere)。[4] 陆地,而且只有陆地,才是人类技艺与历史的所在。这一隐含在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第28节中的真理给20世纪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留下很深印象,以至于在他的国际法名篇《陆地与海洋》开篇就以圣经的口吻说:“人是一种陆地动物,一种脚踩着陆地的动物”[5]。人类及其历史在本质上似乎是陆地性的(terrestrial),他们属于陆地,囿于陆地,在陆地上出生,并被陆地埋葬,所谓来自尘,亦归于尘。换言之,在人类与陆地之间,似乎命定存在着一种亘古永在恩怨瓜葛。——人类分割、掠夺、占有、耕种、教化乃至破坏陆地[6],而陆地最后则用一块冰冷的墓地把人类吞没。[7]与蒸腾着人类历史的万丈尘嚣的陆地相比,海洋以其原始的安宁与狂暴对陆地上发生的事情保持绝对的冷漠和蔑视。在大海上,没有城墙、没有边疆、没有坟墓和墓志铭。远离人类世界的海洋拥有神祗一样的孤独,它无所追忆,因而没有历史;它保留着原始的“自然状态”和力量,从来不曾被驯服,也无人能够驯服。总而言之,陆地可以被奴役,而海洋则保持自由。海洋的这一最鲜明的本性,被格劳修斯借用罗马法语汇进一步描述为:海洋“不是任何人的财产”(res nullius[8],因为它不认识任何主人。[9]

格劳修斯身处文艺复兴晚期,“文史考辨”的学术风格仍然主导当时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界。没有古代文史学养,政治与法律问题的思考就无法展开。作为一个“最博学的欧洲人”,法学家格劳修斯不仅拥有渊深的古典学养,而且更重要的,他认为自己得到了法学前辈(Balthazar AyalaAlberico Gentili等)没有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历史的启蒙”(historiarum lucem)。[10] 因此,在格劳修斯的政治哲学与法学思考中,“历史”似乎扮演了关键的作用。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格劳修斯的思考起点并不是古老的文史资料,而是从“海洋”开始,从一种真正地存在着的最原始“自然状态”开始,从一个比古代文史资料更加古老的地方开始,换言之,从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开始。

“自然状态”是近代政治哲学家的共同起点,这一点从霍布斯开始就为人所认肯。但是,霍布斯是从人类疯狂的智谋、技艺与激情的世界中发现了“自然状态”,而由于人有别于自然,霍布斯发现的“自然状态”的自然真实性便屡遭置疑。相比之下,格劳修斯也从“自然状态”开始,但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在最原始的海洋里发现的,它的自然真实性不容置疑。从这个意义上,格劳修斯确然是霍布斯的精神先驱。

——在大海中,格劳修斯究竟发现了什么?

近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长期受到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的灵感所支配。然而,霍布斯本人似乎对国际关系没有兴趣。在以“一个国家的质料、形式与权力”为附标题的《利维坦》的关键之处,霍布斯暗示读者,国际关系是一个超出人类能力与技艺范围的问题。霍布斯这样说:

“至于一个主权者对另一个主权者的职责,则包含在一般所谓的万民法或者自然法之中。这种职责在这儿完全无须加以讨论,因为万民法与自然法乃是同一个东西。每一个主权者在保障臣民的安全方面所具有的权利(right),和任何个人在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方面所能具有的权利(right)是相同的。对不处于世俗政府之下的单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上应行和不应行的事物做出规定的那种法律,对单个国家(也就是说对主权君主和主权议会的良知)的规定也相同。由于没有法庭,所以万民法所主张的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自然正义只能由主权君主或主权议会的良知来保障;而良知,却不是人而是上帝所统治的领地。”[11]

可以看到,那些约束主权者与主权者或者国家与国家的法律仅仅是自然法,霍布斯认为人类没有能力设立使得这些自然法或万民法得以执行的世俗法庭。这一部分自然法之执行与否,全部取决于各个主权者或者国家的“良知”,而良知是不受任何世俗法律的管辖的。用霍布斯的话,那“不是人而是上帝所统治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上帝国”本身成了问题,那么,交付给上帝的“良知”和“万民法”也就跟着成了问题,主权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所谓的国际关系也就沦为“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一个主权者都可以为了保全自己而为所欲为,就像单个人在没有国家存在的“前公民状态”(ante civitates)为了生存而为所欲为那样。在《一位哲人与一位英国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霍布斯利用模棱两可的对话语境,借一位哲人之口,断然挑明了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国际关系的本质:谋求自身安全的战争权(jus ad bellum)不仅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且为神法所许可。[12]

质言之,霍布斯所表述的国际关系的真实状况就是:每个主权者或每个国家每时每刻都要对自然乃至上帝赋予自己的“战争权”以及何时应该申张这一“战争权”拥有清醒的警觉,这其实正是一种“战争状态”。这一清醒的警觉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良知”。由于“良知”属于上帝的神法所管辖的领地,霍布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笔墨,他严格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定在人类的立法技艺所能探达的地方,即单个国家的“质料、形式与权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域是一片神秘莫测的、处于“自然状态”的、潜伏着危险的“战争权”诉求的禁区。

    与霍布斯迥然不同的是,格劳修斯认为,那片被交托给上帝之手的神秘莫测的禁地应该得到调查和研究。在《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的绪言,格劳修斯表达了这个愿望:

 

罗马与其他民族的市民法已经被许多人研究,他们或者为之撰写注释,或者将之浓缩成学说摘要。但是,那种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或者国家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不管是衍生自自然,还是由神律所奠立,更或是来源于习俗与默认的约定,却很少有人去问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去体系化地进行研究。然而,人类的福祉要求这一任务必须完成。[13]

霍布斯把国际关系问题一劳永逸地推给“自然状态”,——也就是战争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古代希腊人相类似。后者的“城邦”被认为是独立的、自足的,城邦之外的人被认为是“野蛮人”、“陌生人”,它们都是“敌人”的同义词。城邦与城邦之间没有联系,如果有的话,也只有战争。商业和贸易被逼视、诅咒乃至禁止。战争被他们的诗人形象地理解为受命运和神灵管辖的事物,换言之,它超出并藐视人类的智虑和技艺。在这种城邦风格的政治生活中,古希腊哲学家虽然热衷谈论“邦务”,但对“邦际事务”鲜有兴致。——所以,毫不奇怪,古代希腊的智力活动在政治事物方面的最高表达仅仅是有关“最佳城邦秩序”(ariste politeia)的讨论,它集中体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对国际关系一无所知。[14] 在这座高贵城邦的墙垒之外,弥漫着敌意、战争、无法无天、普遍的混乱、命运的诡异面容、以及所有那些足以藐视人类的卑微技艺与智谋的东西。在《理想国》中,“正义”一再被定义为“照顾好自己的事务”。这意味着,在祖国的边疆之外,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正义的踪影无处可寻,自以为是的“万民”也无“法”可依。

    不管怎样,在《理想国》与《利维坦》之间,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易觉察的共同精神。[15]

格劳修斯似乎不希望这种古老的精神继续向现代世界蔓延。他对国与国之间的神秘事务充满兴趣。他也相信有一种“万民法”(jus gentium)能够统管这些事务,这种“万民法”不同于被霍布斯等同于潜伏在战争状态中的、被神所辖制的“自然法”。在《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开篇,格劳修斯引证罗马哲人西赛罗以抵制希腊诗人与史家关于“万民法”传说的谬误。[16] 格劳修斯指出,统管国与国之间的万民法可以在盟约、习俗以及各个民族与王国的互相理解中找到,它尤其可以在大自然的教诲中找到。换言之,它不再属于神的领地。格劳修斯的经典表述是:即使神不存在,自然法仍自会发生。[17]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格劳修斯的决心:他似乎试图取代神的位置,凭借人的智谋为一片黑暗神秘的地带立法。格劳修斯的首创精神被十九世纪国际法学家Henry Wheaton注意到,他在比较了格劳修斯与马基雅维里以后说:“无论我们如何思考马基雅维里的写作意图,他的作品都向我们战士了十六世纪欧洲社会及其公法状态的黯淡画面:欺骗、犯罪与腐败。所有这些都在大声呼唤一位伟大的导师与革新者的出现,他必须用清晰的语言向君主与万民解说真理与正义。这位导师与革新者就是雨果·格劳修斯。”[18]

    在格劳修斯著述中,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对马基雅维里保持彻底的沉默。在他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他的重要著作都在他生前出版),没有一个地方提到马基雅维里的名字。作为罗马历史的伟大读者和研究者,格劳修斯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个曾经精心评注利维(Livius)罗马史撰的佛罗伦萨人。当格劳修斯在他的巨著《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中才华横溢地展露罗马史学的惊人修养时,马基雅维里去世才不过一百年。作为“国家理由”(raison d’etat)学说的先知,马基雅维里让身后沦陷在“战国时代”的欧洲入迷。马基雅维里激发了让·博丹(Jean Bodin)的主权理论,并培养了法兰西帝国宰相、近代最有分量的外交家、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关于欧洲秩序的现实主义视野。格劳修斯的大部分政治外交生涯就是在位高权重的黎塞留的阴影下度过的。黎塞留对这位《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的作者没有兴趣,侧身宫廷的格劳修斯怀才不遇、郁郁而终。格劳修斯与黎塞留这两位分属思想与实践领域的欧洲天才似乎是不共戴天的陌生人,至死都没有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对话和交往。——“国家理由”(raison d’etat)与“万民法”(jus gentium)本来就是彼此敌对的。“万民法”企图将“国家理由”纳入法制框架,“国家理由”则只是利用或者滥用法制以谋求一己之利。正如一位老一辈的评论家看到的,“在很多方面,与‘国家理由’争斗的万民法或者国际法所付出的只不过是西西弗斯的苦力罢了”。[19] 作为黎塞留的同代人,格劳修斯深知欧洲的政治现实要求的统治手段以及与此格格不入的万民法自身的弱点。可是,他似乎有意把这一点忘记,就像他有意忘记黎塞留的精神教父马基雅维里一样。格劳修斯这样说:“我力求自制,以免触及另外一些论题,它们教授现实生活中什么是有用之物。这些论题自有其所属之学问科目,亦即政治学,它已经被亚里士多德纯正地讲授过。博丹却把政治学与法理学混为一谈,而我只讲授法理学。我有时也会谈及什么是有用之物,但只是浮光掠影,且只为一种目的,即进一步判明它与正义之分别。” [20]

很多理由都可以表明,马基雅维里属于那一类罕有的为现代政治重新安排秩序的大立法者。格劳修斯对马基雅维里保持沉默。这或许说明在格劳修斯看来,马基雅维里不足以当此殊荣,但是也很有可能说明格劳修斯恰恰承认了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位现代立法者的成就,但这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立法者,他必须被反驳,他的立法蓝图必须另一种全新的方案所替代。不管如何理解格劳修斯针对马基雅维里所保持的沉默,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通过制定一套新的秩序,他打算把马基雅维里的名字从现代世界秩序的缔造者的名单上删除掉。

“国家理由”的诉求无非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地带更加受制于“自然状态”的奴役。格劳修斯企图用“万民法”对抗“国家理由”,为那片被命运、暴力、和翻云覆雨的偶然性所笼罩的神秘地带颁布法律,象那位期待着Magnus ab integro seclorum nascitur ordo[21]的罗马诗人一样,重新缔造现代世界的新秩序。

如果说为了“国家的理由”,不得不认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那么为了一种新秩序的诞生,格劳修斯准备的“理由”足够充分吗?“国家理由”学说为现代国家的产生和生长奠定了基础,并在博丹(以及后来的霍布斯)的“主权者”学说中达到理论高峰:“主权者”拥有神一样的权威,无所不及。但是,格劳修斯却发现了一种“不识主权者”东西,那就是“自由海洋”。格劳修斯的问题是:当威势难当的主权者遇到个性自由的海洋时,究竟该怎么办?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许也就解决了现代新秩序的问题。

   

格劳修斯发现,在那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神秘地带上,海洋是其最重要的一部分:广袤的海洋既分隔了万民,使万民为敌成为必然,但同时也联结了万民,使万民为友成为可能。[22] 格劳修斯看到,海洋相对于陆地的这个近乎悖反的特性,来源于海洋自身的自由性格。当海洋的自由受到尊重时,它可以向万民展示其雍容与宁静,而万民可以平安往来、互为朋友;相反,当海洋的自由受到冒犯的时候,它就像《安提格涅》中的合唱队所唱的,“隐藏在海底的黑暗将涌上海面”[23],而万民将被“一切人针对一切人”[24]的自然状态所吞噬,彼此不共戴天、誓死为敌。格劳修斯面对的难题,正是后者。——对海洋的自由品性予以充分尊重,这就是《海洋自由论》的主旨所在。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就陷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教义战争”(creedal war)。然而,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乃是关于新近发现的海外大陆的新秩序的争执。换言之,这场把那些经过了马基雅维里——博丹的“主权者”理论洗礼和锻造的欧洲君主们卷入战火的是突然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海洋。法兰西、荷兰和英格兰一度联手,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洋垄断权提出武力质疑。在这一条涉及“国家利益”的主干线索上,牵缠蔓延着众多其他琐碎的争吵,诸如民族独立、王位继承、宗教异端、政教分合、共和革命、乃至国王的婚权以及神学家们的侸仃教义,不一而足。往日那些折磨着欧洲陆地的——也只有在陆地上发生过的——贪婪、欲望、嫉妒、野心与暴力等等所有的污秽与罪恶一夜之间就被排入大海。——君主们开始建造火炮帆船,沉静的大海被扰动了。

首先诞生在法兰西的“主权者”理论在这种混战氛围中格外耀眼,它致力于把神学与教会的所有争吵予以政治上的中立化,把个体生活予以世俗化,把教会和里面的教士及其所有权利予以国有化。让·博丹在其1576年的六卷巨著《论国家》(Les 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中将这些政治义理罗列说明,试图以此把政治权威从当时所谓的“宗教战争”中解放出来。法兰西国王首先采纳博丹的学说,把法国锻造成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完美典范。相比之下,意大利的那些弹丸方圆的“城邦国”(city-state)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在古代“共和国”(res publica)的理想中陶醉,而事实上,那种共和国只能用来孳生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和博尔扎(Cesare Borgia)之类的僣主和暴君罢了。[25]

    主权国家替代了中世纪封建等级秩序,许多新奇的事物随之出现,比如拥有几何学精准性的国界线。——主权国家是一种“领土性”(territorial)的存在,它们用一种新的形式体现着古旧的陆地性的空间秩序。这种崭新与古旧的混合物很容易迷惑人们的认识和判断,但是,在新近发现的海洋以及新大陆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新事物的背景下,主权国家的本质就可一目了然。[26] 从整体的空间秩序的角度看,欧洲主权国家虽然是新兴事物,但是和中世纪的封建秩序一样,仍然只不过是属于欧洲大陆的陆地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中,缺少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地球的海洋部分。格劳修斯发现,海洋给了人们一个从海洋审视陆地的崭新视角。在发现海洋之前,人们只能在陆地上望洋兴叹,或者对无边的海洋(immensum mare[27]置之不理。而现在,置身大海的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些傲慢的主权国家原来竟然是被牢牢锁闭在坚硬的陆地上的。与那些在陆地上为奴的主权国家相比——或者与那奴役众多主权国家的陆地相比,海洋只身在外。海洋既不被主权国家占有,也不曾奴役主权国家。[28]

    新大陆的发现引发了关于海洋控制权乃至所有权(dominium maris)的战争,争执一方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坚固的陆地性的强大联盟,另一方则是法兰西、荷兰、英格兰等不稳定的联盟。前者抢先霸占海洋,后者不甘落后,坚持海洋的自由与开放。这场战争具有极端鲜明的象征与隐喻意义,它被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从“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的“政治宇宙论”的角度理解为一场发生在陆地与海洋或者说是土与水之间的“元素大战”。[29] 从世俗政治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焦点则是海洋的政治命运。——海洋的本性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它究竟应该保持自由的还是应该被占有。《海洋自由论》的作者坚持认为,坚硬的陆地是主权国家的领地,而变动不居的海洋则应该保持其大自然赋予的原始自由。[30] 格劳修斯后来撰写的《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第2卷第2章,就是被高度浓缩了的《自由海洋论》。该章论述的内容,正像其标题所提示的那样(De his quae hominibus communiter competent”, 即“论人类共有物”),是格劳修斯有关财产权理论的基础。这一章从属于标题为“论战争的原因”(De belli causis)的同一卷的第1章,这意味着,财产权必须在战争法权的框架中被研究和理解,并且为战争法权提供理论前提。——这就是格劳修斯着手研究海洋问题的法理背景。

    和所有前代经典著述一样,《自由海洋论》在形式上也具有很多传达作者意图的微妙手法。比如,与仅仅献呈给一位国王(法王路易十三)的《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不一样,《海洋自由论》的“被献呈者”(dedicatees)却是复数。它被献给“基督教世界的自由的诸君主与诸民族”(principes populosque liberos orbis Christiani)。——自由的事业在本性上似乎属于多数人,因为它是一种共同的福祉。《海洋自由论》是律师出身的格劳修斯所撰写的最优秀的诉状,它身披经院辩难(quaestio disputationis)的古旧外衣,诉诸自然法、神法,引证古代诗人、演说家、史家、哲人、圣经历史的编撰者、基督教父、罗马法学家,甚至德高望众的的西班牙神学与万民法权威(SuarezVazquezVictoria),逐一驳斥了西班牙——葡萄牙对“自由海洋”(mare liberum)的占有权的法理依据。《海洋自由论》志在向基督教诸君主讲授关于自由与权利的新教义。   

    格劳修斯针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指控是,西班牙与葡萄牙象主权国家对待陆地那样对待海洋,在海洋上划线,分割、占有海洋,把海洋领土化。质言之,他们把海洋当成了陆地,在海洋上建立主权。他们用来佐证其海洋主权的名目有很多:发现权、教皇赠与权、先占权、战争权、甚至从渺茫难稽的古老习俗中勾沉出来的什么别的祖宗的法权。对所有这些名堂各异的法权的反驳,给了格劳修斯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充分研究并宣扬示无边大海的自然本性。能够挑战含有恶意的陈规陋习(nomoi)的,唯有自然(physis)。

    海洋的自然本性,正如格劳修斯作品的标题所示,是自由的。“海洋不同于海湾之处在于……它不能被围圈,在它上面也不能搭建房屋”。[31] 船只可以在大海上行驶,但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V. 40),从此可以看出,抵制所有权,这是海洋的本性 (V. 30),它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成为任何人的私产(res nullius,V.22),相反,大自然允许甚至命令它被所有人共同拥有(communis ususV.30,33-34)。海洋属于那种在罗马法中被命名为“依据自然法而同属于人类”(communia omnium jure naturali)的事物,它不是一宗可以买卖的货物或者私产。“因此”,格劳修斯说,“海洋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被任何民族当成自己的领土”(V. 34)。他引证罗马法权威普拉森提努斯(Placentinus)的言论说:“很明显,海洋为人类共有,它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只有上帝拥有它”(Mare ita esse commune, ut in nullius dominio sit nisi solius Dei. V. 34)。或者,象另一为罗马法学家法贝尔(Johannes Faber)断言的,海洋独立于人类而自然存在(sui juris),它处在一种万物为人类共有的原始状态 (esse primaevo)。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事实,格劳修斯区分了“领土”与“海洋”,并引入了“共有物”(res communis)与“公有物”(res publica)这两个概念,并予以严格区分:领土的性质是公共(res publica)的,也就是说是政治性的,它起源于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人(populus)的占有行为[32],而海洋则保留这自己纯净原始的自然性质(pristinam naturam),它不属于任何政治共同体中的人(populos),而是为所有人(homonibus)共同拥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洋是一种“共有物”(res communis,V. 34)。与此不同,“公有物”的出现则必须以主权者的出现为前提,而海洋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承认任何一个主权者。

    通过强调海洋的原始纯净的自然特性,格劳修斯置疑了任何对海洋施加的陆地化理解,也试图将海洋从“公有物”(res publica)的范畴迷雾中解放出来,从而恢复海洋使得其自身可以呈现为“共有物”(res communis)的自然状态。正如笔者一再指出的,格劳修斯这部作品的论辨力量在下面这句话中达到颠峰:“大海不识主权者”(Neque enim potuitmaredominos distinguere)。[33] 为了接近这个论断,格劳修斯频繁地诉诸自然、自然法、或者与自然法重合的万民法,使之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所遵循的政治习俗(即占有海洋)对抗。在大自然的审判庭上,格劳修斯看到那些政治习俗是那么粗暴和丑恶,他借用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和教会法学家安布罗斯(Ambrose)的话,斥之为“篡夺”(usurpatio),因为它们侵犯了不容任何国家实在法侵犯的自然法和万民法——“人类共同体的大法”(lege humanae societatis)。[34] 格劳修斯甚至施展他惯用的论辨手法,引证被誉为“西班牙的光荣”(Decus Hispaniae)的西班牙经院神学家、法学家瓦奎兹(Fernando Vasquez de Manchaca)的言论来反击西班牙帝国的国际政治习俗:这些习俗不属于任何人,只能用来支配野兽,它们是被败坏与滥用的陋习,而不是宜人的法律和风尚(corruptelae et abusus, non leges et usus)。[35]

    上帝赋予海洋的“自然状态”必须被恢复,自然状态所保证的“海洋自由”必须得到认可和尊重,否则,任何一种对可能的甚至有效的“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jus belli ac pacis)的构思企图都将失去坚实的起点。——主权者也许可以在陆地上做骄傲的王,但是大海,却不识主权者。



[1] 这本著作以拉丁文撰写,中译本先后有两种:《海洋自由论》,宇川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4月;《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8月。上海三联版的译本存在不少文字方面的问题,但是却收录了苏格兰法学家William Welwod针对《海洋自由论》的焦点章节第5章展开的反驳(1613)以及格劳修斯的长篇答辨(1615),这份答辩在篇幅上超过《海洋自由论》本身,在论证上也更加鞭辟入里,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学界视为《海洋自由论》的重要补充。

[2] John Logue: “The Revenge of John Selden: The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Sea in the Light of Hugo Grotius’ Mare Liberum”, Grotiana, New Series, (3) 1982, Assen, pp.27-56.

[3] Strabo, Geography, 2,11.

[4] Grotius: Mare Liberum, V.23。本文使用的《海洋自由论》拉丁文版和英文翻译版是以下两种:(1The Free Sea, translated by Richard Hakluyt with William Welwod’s Critique and Grotius’ Repl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Armitage, Liberty Fund, 2004. (2)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or the Right Which Belongs to the Dutch to Take Part in the East Indian Trade, translated with a revision of the Latin text of 1633 by Ralph van Deman Magoffin, New York: Oxford UP, 1916

[5] 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页。

[6] “农业”在拉丁语源中的意思就是“教化陆地”(agri cultura),著名的罗马土地贵族老加图(Cato Major)就是用“Agri cultura”这两个词来命名他的“农庄经济学”名著的。

[7] 18世纪意大利法学家维柯一再提醒读者注意“人”这个词隐藏在拉丁语源中的秘密:人(humanus)、尘土(hunus)、埋葬(humare)、那该埋葬者(humandus)。参维柯,《新科学》,337节﹑536节。

[8] 格劳修斯:《自由海洋论》,V.22

[9] 海洋作为“res nullius”这一命题直接引出了格劳修斯的另外一个命题: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产(res communis)。这两个可以互相置换的命题为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一部分《公约》,超出临海国家主权范围的“深海海床”(deep sea-bed)作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得到认可,基于这一共同财产的存在而建立了所谓“深海海床政体”(Deep Sea-bed Regime),这个脆弱的国际组织有别于主权民族国家,并对后者的“海洋民族主义”(ocean nationalism)的野心予以监督和抗议。作为这一特殊的“深海海床政体”的权力执行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简称ISBA)也应运而出,但无所作为。此不多论。

[10]Quod his omnibus maxime defuit, historiarum lucem.”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a, 38. 

[11] 霍布斯:《利维坦》,第2卷,第30章结尾。霍布斯这段话可谓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但是其意思辗转反复,而且其“中古英语”句法过于复杂、破碎,致使中文翻译(北京商务1985版)出现很多令人遗憾的错误。笔者对照《利维坦》英文版和拉丁文版,重译了这段话。霍布斯亲撰的拉丁文版与其英文版略有出入,但在几个关键地方显然比英文版更清晰明确,特抄录如下(底划线部分是商务版中译文出错的地方): “De officiis summorum imperantium versus se invicem nihil dicam, nisi quod contineantur in legibus naturae supra commemorates.Namjus gentium et jus naturae idem sunt. Quod potuit fieri ante civitates constitutas a quolibet homine, idem fieri potest per jus gentium a qualibet civitate.; et lex, quae homini ante jura civilia quid agendum et quid fugiendum sit definit, eadem civitatibus per summe imperantium conscientias dictare intelligitur. Curia enim justiae naturalis praeter conscientiam nulla est, quam regit solus Deus…” Thomas Hobbes, Opera Philosophica Omnia, vol. III, edited by William Molesworth,London: Thoemmes Press, 1999, p.253-4.

[12] Hobbes: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 in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edited by Sir William Molesworth, London: Bohn, 1839-45, vol. vi, P.107-108.

[13] 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 Prolegomena, 1.

[14]

上一篇:高全喜:格劳秀斯与他的时代(下)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