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志勇:透过《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看《清帝退位诏书》

透过《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看《清帝退位诏书》


翟志勇

《清帝退位诏书》经常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建国性宪法文件,使得这个一百多年来为国人所忽视的文献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这无疑是在政治宪法学立场上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清帝退位诏书》与同样作为建国性宪法文件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之间的关系,对这个关系的澄清,是理解从大清到民国的转型过程中有关主权、正统性、正当性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但在笔者看来,最近的研究都过高地强调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地位和意义,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的开创性贡献。笔者准备从《清帝退位诏书》中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字出发,重新界定《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清帝退位诏书》的关系,并由此论及主权、正统性、正当性等问题。这个字就是“大”字,“大中华民国”的修饰词“大”字。

《退位诏书》结尾处写道:“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中华民国”,何谓“大中华民国”?仅仅指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吗?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现实和《清帝退位诏书》中反复提及的“南”与“北”,可知这个“大中华民国”背后的潜台词是“小中华民国”,就是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建立的那个中华民国,因此“大中华民国”的使用具有双重意蕴:第一,以清帝为首(实际上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对孙中山在南方所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正当性的肯认,因此仍然沿袭中华民国的国号,而没有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国号。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中华民国的主权并非完全从大清承继而来,而是具有人民主权的开创性,大清皇权对人民主权的承认和接受,完成了从皇权到人民主权的过渡,而非皇权对人民主权的创制;第二,以“大”字来标识南北统一后中华民国的“新”特征,这个“新”不涉及国体的根本性变化,《清帝退位诏书》重申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确立的共和国体,这个“新”仅仅体现为“合汉、满、蒙、回、藏”所带来的人口和领土的扩“大”。由此可以说,“大”字表征着南北统一前后中华民国的“同与不同”,“同”的是国体,“不同”的是人口和疆域。

比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清帝退位诏书》就会发现,两者所宣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高度一致: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清帝退位诏书》

1

确定共和

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2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将统治权归诸全国

3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从这个比对中可以看出,在国体(共和而非君主立宪)、主权(人民而非皇帝)、人口(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非仅仅汉族)和领土(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地,而非仅仅十八行省)这四个核心原则上,《退位诏书》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几乎完全一致,唯一重要的差别或许仅仅在于,《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的“五族共和”还仅仅是一种政治期许,并未获得满、蒙、回、藏的认可,而《清帝退位诏书》中的“五族共和”则是对此期许的承诺。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作为中华民国立国之基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同时是对北方尤其是清皇室的一个政治要约,南北和谈的基础,而《清帝退位诏书》本质上对是这个政治要约所做出的政治承诺,至此南北合意,契约达成,小中华民国扩展为中华民国。由此可见,对中华民国的肇建来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清帝退位诏书》无疑都是最为基本的建国性宪法文件,但从两者在精神和原则上的承继关系来看,前者无疑具有更为根本的地位。

《清帝退位诏书》的发布解决了国体问题,即南北一致认可的“共和”,这是连袁世凯在当时也认可的,剩下的就是政体问题,这就涉及到《清帝退位诏书》中的袁世凯条款。在南北和谈过程中,孙中山在电报中,反复要求伍廷芳坚持如下和谈条件:“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以及“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1]在致黎元洪的电报中,孙中山指明以上诸项是“对于袁内阁之要约”。[2]南北和谈不仅是在和清王室谈国体问题,同时也是在和袁世凯内阁谈政体问题。因此当孙中山及参议院看到《清帝退位诏书》中“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时,“众不乐闻”。但这个袁世凯条款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足以论证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之父。在法理上,从“与民军协商统一之办法”这句话看,袁世凯组织的“临时共和政府”仅仅是北方的“临时共和政府”,也就是清王朝的内阁在清帝退位后“更设”为“临时共和政府”,类似于“看守政府”,履行协商统一之办法的职责。南方从未承认袁世凯所组织的“临时共和政府”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共和政府”。在复袁世凯的电报中,孙中山明言:“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明于理势,当必知此。”[3]在现实中,袁世凯始终未能自行组织临时政府,他的临时大总统是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的,并且要向临时参议院宣誓就职,同时袁世凯组织的国务内阁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才能生效,更为重要的是,直到民国元年四月初一,唐绍仪来南京办理政务交接仪式,孙中山才正式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才正式解散。这也就意味着,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承继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4],袁世凯的国务内阁承继了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虽然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动了手脚,但现实中他不得不接受和继承中华民国已然确立的法统。                                                                                                                                                                                                                                                                       

当然,袁世凯绝不是省油的灯,在大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仍要做些小动作。首先,袁以各种借口推脱不去南京就职,但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或许不只是“正统性”问题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自身安全和政治局势的考量,其实参议院在“二月十四日,临时参议院讨论临时政府设置地点问题时,以多数通过设置于北京的决议。”但至少遭到了粤督的强烈反对,“次日,孙中山要求临时参议院复议临时政府设置地点问题,经激烈争论后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5]在参议院诸公看来,定都何处或许只是个技术问题,无关乎正统性。

袁世凯做的第二小动作是,在他的就职誓词的落款中,他落款“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充分理解和利用了《清帝退位诏书》中的“大”字,但诚如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清帝退位诏书》是对《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所宣布的精神和原则的承继,大中华民国仅仅是对小中华民国领土和人口的扩张,无关乎国体问题,也无关乎正当性问题,因此袁世凯这个小动作也就无关乎大局了。行文至此,可以说,奉孙中山是中华民国国父,于情于理于法,均可成立,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国父,那就要加上限定性条件“第二”了,或者只能说是“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如果现代国家必然对内呈现为共和国形态,对外呈现为民族国家形态,那么《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清帝退位诏书》一起完成了现代中国的奠基性建构,前者偏向于共和国形态的建构,而后者偏向于以“五族共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建构。

本文原刊《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1] 参见“致伍廷芳电二件”、“致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63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参见“致黎元洪电”,同上,29页。

[3] 参见“复袁世凯电”,同上,110-111页。

[4] 孙中山在“致陈炯明及广东各团体电”中已经言明:“推举袁君为第二临时总统”,同上,112页。

[5] 同上,100页,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