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竞悦:通过网络的协商民主: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与《信息乌托邦》

通过网络的协商民主

——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与《信息乌托邦》

毕竞悦*

网络这个新兴事物由于其开放性、共享性等特征,常常令人不自觉地把它与民主联系到一起。眼疾手快的美国法学家凯斯·桑斯坦同样不会“放过”这个问题。如何实现自己协商民主的理想,桑斯坦注意到了网络的兴起,他接连出版三本著作论述网络之于民主的作用:《网络共和国》、《信息乌托邦》、《网络共和国2.0》。[1]如果说《网络共和国》更偏重于政治学理论的话,那么《信息乌托邦》则进入了行为分析、技术分析的层面。在写作《网络共和国》之时,依然是web1.0的时代,即网站对个人。网络虽然给人们提供了更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但是在网络中,网站是占主导的,这无疑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关系”。人们参与网络的主要方式是bbs。桑斯坦还担忧网络可能造成的信息窄化。而写作《信息乌托邦》之时,网络已经发展到了web2.0时代,桑斯坦也与时俱进了。在web2.0时代,更强调个人的参与和互动,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网站——博客。网站更依赖于个人提供的信息,比如维基、预测市场。在许多时候,个人提供的信息推动了事件的进展,比如在中国的“躲猫猫”事件中网友的参与调查。越来越多的共享软件和网站涌现,知识的鸿沟出现逐渐削平的趋势。于是,协商民主的理想有了更好的实现途径。

一、          协商民主的理念

1、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

桑斯坦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坚称协商民主的理念。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2]但协商民主的理念并不新颖,不过是对古典传统的一种复兴。哈林顿、卢梭等共和理论家强调基于共同利益、价值或传统的公民协调的可能性。哈贝马斯第一次将政治参与的两种模式: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公共意见的表达区别了开来。就是这个小小的区分,使得共和主义民主在现代社会获得了现实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公职人员的选举上,可以承认并乐于接受自由主义民主的代议制度,实行间接民主;但在公共意见的表达上,公众是不能被替代、被代表的,必须继承古希腊和卢梭的传统,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实现“在场的”直接民主。[3]桑斯坦的理论对于哈贝马斯多有借鉴,但是他并没有强调选举与表达的区分,而是强调协商民主的审慎作用,无论对于间接民主的选择,还是直接参与的讨论,协商民主都类似于一种冷却剂,能够平息人们的激情和欲望,从而实现理性的决策。

虽然民主协商进入政治领域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算长,但实际上每时每刻我们都生活在某种群体协商中。股票价格的形成、时尚的形成、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是多人或明或暗的协商的结果。

根据伯克的观点,长期存在的传统基于多人长时间的判断,相比个人理性更为可靠。这是通过时间的信息聚合。[4]这正是传统的合理性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传统也具有强大的力量,压制变革。人类道德本身就是多人智慧的产物。桑斯坦发现了伯克的不足,道德的形成也会存在死角,“传统实践通常是更早的信息串联或声誉串联的结晶”。[5]尤其是在历史上的非民主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或阶层在形成道德和传统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而协商并不等同于协商民主,协商民主需要民主的精神贯穿在协商之中。桑斯坦在书中始终警醒于群体协商的负面效果,通过程序设计来趋利避害。

桑斯坦认为,美国自独立革命以来,就奉行着协商民主,而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协商民主重视协商的过程,强调所有理性公民参与公共舆论空间进行充分讨论,进行民主沟通和辩论。美国建国之时的许多制度设计都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参众两院互相监督,具有让公众的激情冷却的效果;参议员的长任期和大选区制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审慎;总统选举的选举人团实际上是一个协商组织……美国宪法的制定本身就是协商的产物。[6]桑斯坦与许多学者一样认为,美国宪法并非源于直接民主,而是用共和政体取代了直接民主。

从协商民主理念的提出及发展上,可以看出,协商民主与共和理论密切相关。桑斯坦论述的核心在于,以协商民主来讨论共和国的概念。

协商民主强调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作出的,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参与其中。这实际上属于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理念。[7]积极自由不仅需要公民自身的参与,也需要政府积极地提供条件,从而为政府的一定程度的干涉提供了正当性。而霍尔姆斯和桑斯坦在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积极权利”的观念,他们认为“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因为所有权利都需要法律提供规定、政府(公共机构)提供保护。[8]从这个思路出发,公民参与公共讨论、贡献智识、改善群体决策也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2、协商民主的特色

协商民主具有反精英的特点。协商民主的基本假设是个人的局限性。虽然在协商过程中,专家的作用必不可少,但是协商民主更加强调所有公民的平等参与,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假定权威。藉此,才能更好地集众人之力,产生出良好的协商结果。协商民主也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法解释,这一点与强调法院决定宪法含义的美国宪法学传统不尽相同,这一点体现在了桑斯坦的《就事论事》中。[9]他认为,法官对争议中的法律问题过早地确立原则,等于关闭了民主政治过程的大门。

协商民主并非简单的多数决。多数人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多数人暴政”的说法便反映了人们对于多数人的一种担心。关于群体或多人所导致的狂热、错误,在历史上并不缺少事例。多人聚集在一起,使每个人的偏见最大化,形成多数人暴政。桑斯坦几乎没有使用“多数人的暴政”一词,或许因为此词可能具有的歧义,而使一些人因此反对民主本身。桑斯坦担心的是观点单一、信息窄化可能产生的极端。他冷静地认识到了民主可能具有的某些问题,从而对大众民主进行重构,注重对于协商民主中的协商程序的建构。

协商民主并非直接民主。协商是一个经过讨论,求同存异,形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协商的过程起到了一种过滤机制的作用,即过滤掉人们的激情和欲望。

3、为何要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也不是完美的,有时也会产生糟糕的结果,只是会在多数情况下产生良好的结果。但是桑斯坦不是一个后果主义者,他所追求的不单单是“协商民主有什么用”,而是“协商民主具有怎样的价值”。这一点使得桑斯坦与他曾任教的芝加哥大学的同事、法律经济学派的代表波斯纳等人区分开来。虽然经济分析的方法也融入了桑斯坦的写作当中,但他却并非经济立场的,他并非实证方法的忠实信徒。他相信总的来说整体大于部分,民主本身便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协商体现了民主精神,协商能够使人们达成一致,从而增强结果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决定导致群体犯下大错,合法性的增加就不太重要”。[10]理想状态当然是,协商民主既改善了结果,又增强了合法性。

这种理念把民主本身就视为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从效率(或功利)的角度追问民主有什么用。当然民主也有用。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孔多塞创立了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 Theorem,试图运用概率计算的理论论证多数决和比例多数制:假定,每个人正确的概率超过50%,则群体正确的概率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可增加到100%。孔多塞运用数学方法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只要群众不是过于卑贱,即使他们各自为政时在判断上不如那些行家里手,然而全都聚在一起时,群众整体的判断就会优于或者至少不逊于行家的判断。”[11]这个结论用来支持民主的正当性,越多人集思广益,犯错的概率就越低,集体会胜过少数最优者的意见[12]但是每个人犯错概率超过50%,越多人则越糟糕。孔多塞也敏锐地洞察到,如果参与集会的人充满了无知和偏见,那么集会的人数越多,集会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就越大。现代群体决策过程的研究都与孔多塞陪审团定理一脉相承。

“民主要求有两个要件:一是一定程度的共享经验;二是能接触到一些未预期的、事先不经过选择的多元的话题和想法。”[13]良好设计的协商恰恰可以满足这两个条件。具体而言,协商可以有助于民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群体或组织有效获取个人持有的分散信息;二是使众人的结果优于一人或少数人。

为何充分的信息对于民主社会而言是必要的?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进行了回答,有两点理由:

“第一,未经计划的、无法预期的信息接触,对于民主至关重要,……这些主题和观点之所以重要,部分在于防止社会四分五裂和往极端发展,因为志趣相投的人往往只喜欢和他们圈子里的人交谈。……民主之所以为民主,就是人们常常无意间在一些没有筛选过的题材里找到观点和话题。

“第二,……假若无法分享彼此的经验,一个异质的社会将很难处理社会问题,……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粘性。一个消除这种共同经验的传播体制将带来一连串的问题,也会带来社会的分裂。”[14]

充分的信息对于民主而言至关重要,反过来,民主制度又能保证充分获得信息,保证决策的质量,因为全部信息不可能被一人或少数人掌握。桑斯坦提供的第二点理由尤其有意思,充分的信息分享有利于社会团结,而垄断信息则会造成社会分裂。这或许与某些人的直观感受不同,因为在历史上的专制社会,为了便于统治,往往会钳制思想。而实际上这样的社会蕴藏着更大的分裂的可能性。因而,当每个国家走向全球化,公民渐渐成为“世界公民”时,表达自由的完善机制越发显得重要。

“兼听则明,偏听则信”,这同样可以用民主理论来解释。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人们能够接触更多的信息,而不单是自己喜欢的信息,其好处在于更多的选择和接触通常是有益的,有时会改变人的一生。真理有时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协商过程有利于了解少数人掌握的信息。

众人分享共同经验的重要性体现在:关注的人多,才会令事情本身更有价值;促进社会互动;主观的好,也可能是客观的好,促进合作。总之有利于社会的诚信和互惠,这是一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15]

二、          两种主权:消费者主权与政治主权

1、              两种主权的观念

协商民主是桑斯坦坚定的信条,桑斯坦认为对于协商民主的威胁之一来自于消费者主权的观念。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了两种主权观念的区分:消费者主权,来自自由市场;政治主权,来自自由国家。前者强调经济自由,后者强调政治自由。这两种主权理念都侧重于个体自治、民主社会的层面,而非国家治理的层面。

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曾提出“消费者主权理论”(consumer sovereignty[16]“消费者主权”最早见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17]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都把“消费者主权”看成市场关系中的最重要原则。消费者主权强调个人偏好在选择中的决定作用。消费者主权在自由市场中的意义无可置疑,但是如果把消费者主权应用于言论领域和政治领域,依赖个人偏好、甚至偏见来决定公共问题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政治主权是民主多元选择的基础,以政府的合法性为前提,注重政治领域中的自由。自由主义偏爱市场,共和主义偏爱协商。市场上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拥有信息优势和货币优势的人更有决定权。而协商群体通常根据一人一票的基本民主原则运作。协商民主理念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矫正,它强调政治自由、政治权利。

在《网络共和国》中,桑斯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要支持一种特殊的民主概念——商议的民主,我也要支持一种自由的概念,来对抗那种视个人的消费性选择为自由的概念。[18]消费者主权看似重视自由,但实际上却会削弱民主、自治。正如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所认为的,“自治和贯彻消费者主权是两回事”。[19]公民具有参与政治的义务,“自由最大的敌人是疏懒的人民”,[20]而非“自扫门前雪”、坚守消极自由的人们。共和国的精神和消费者主权大不相同。

现代社会流行的“眼球经济”便是消费者主权的一种体现。凭直觉,我们就能知道眼球经济的弊端,它常常会屏蔽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经济中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女儿不愁嫁”。在媒体领域,消费者主权可能造成低俗化。与传统的商品不同,在媒体中,消费者本身也是产品,他们被“卖给”广告商来赚钱。电视的收视率、报刊的读者量、网站的访问量都是广告客户重要的参考标准。尤其在媒体领域和政治自由领域,桑斯坦反对以消费者主权支配一切。

消费者主权与政治主权的张力,也就是自由与民主的张力。诚然自然与民主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但也不排除二者会发生冲突,在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在此桑斯坦采用了与罗尔斯一致的立场,强调政治自由优先。[21]

2、              消费者与公民

与消费者主权和政治主权相对应的是消费者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区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布兰代斯的观点所揭示的,公民不仅是消费者,公民还具有参与政治的义务,要像公民一样执行权利和义务。当然这样的要求不是强制的,只是公民与消费者或普通的个人的区别之所在。这里不是强调作为消费者的自由,而是强调作为公民的政治上的平等。

协商民主要求个体的参与,也就是一种公共精神。网络在把人们变成“宅男宅女”的时候,也削弱了民主与公民权,传统的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图像在消失。这是桑斯坦所担忧的。虽然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公共空间,网络上的论坛可以便捷地使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一起,但是个性化过滤机制的出现,个人行动能力的退化,都在削弱着传统的公民理念。

桑斯坦一方面担心各自为政所造成的分裂、极端的危险;一方面担心单一的观点消灭多元。而这两方面看似相对,实则相连,正是对于观点的压制,造成了人们无法充分分享彼此的经验,从而造成偏见的人更加偏见。只关注自己的想法,使人们相互了解成为奢谈,要共同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更加困难。桑斯坦强调共同经验的重要性。共同经验也是一种认同的基础,在世界日益全球化和个人日益原子化的时代,这种共同经验尤其重要。它能使人们更加团结,能够增强人们彼此的认同感。政治主权“不认为个人的偏好是既定不变的,或理所当然的。它认为民主自治就是‘通过讨论来治理’,就是必须在公共领域里以理服人”。[22]

尽管从协商的后果看,并非纯粹的一人一票,但是参与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桑斯坦在书中为了避免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举足轻重、弱势的人人微言轻从而造成未能充分分散彼此持有的信息,提出了种种解决之道,保证决策中的平等环境。

公民身份与消费者身份也并非截然冲突。首先,必须确保欲望与信仰的形成是自由的。强调共同经验和公共媒体,并非要压抑个人的选择,只是有些个人欲望并非纯粹个人的选择,也是某种社会选择的结果。因而应该允许更开放的媒体空间,剥夺机会也就意味着剥夺自由,使人们只有有限的选择和欲望。消费者主权的假设基础是,个人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而实际上个人并不一定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所以才需要协商,需要民主。有限的选项会令人产生一种酸葡萄心理,认为世界人民都在水深火热,只有我们的生活最好。窄化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领域,也就是在限制自己的公民权和自由。纯粹的消费不过是满足欲望,而非理性。

消费者主权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分裂,社会团结必须依赖公共领域中的协商过程,重塑公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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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1] 参见Cass Sunstein, Republic.c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中译本《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Cass Sunstein,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6, 中译本《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Cass Sustein, Republic.com 2.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Joseph M. Bessett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 eds. Robert A. Goldwin and William A. Schambr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0, p. 102-116.

[3] 对哈贝马斯的分析,参见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载《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200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 参见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这也是柏克反对革命的立论之一。

[5] 《信息乌托邦》,页137。如何避免串联导致的群体错误,正是桑斯坦在书中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6] 这种观点在桑斯坦的多部著作中都有论及。

[7] 关于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参见伯林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

[8] 参见霍尔姆斯、桑斯坦著:《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9] 参见桑斯坦著:《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泮伟江、周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 《信息乌托邦》,页59

[11]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96

[12] 也有许多作者贬低群体智慧,最为代表性的著作是,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13] 《网络共和国》,页146

[14] 《网络共和国》,页5

[15] 《网络共和国》,页69-70

[16] 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17] 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

[18] 《网络共和国》,页9

[19] 《网络共和国》,页31

[20] Whitney v. California, 274USp. 357, p. 372 (1927) (布兰代斯的协同意见)

[21] 参见罗尔斯著:《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22] 《网络共和国》,页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