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尔:对霍布斯的《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之回应*

对霍布斯的《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之回应*


黑尔

本文节选自

现代立国法政文献汇编丛书·英国卷

本卷主编 毕竞悦  泮伟江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月第1

418——425


当我们谈论理性的时候,我们可从下面几个含义对其予以考察:

第一,它可以被视为是事物中可被知道或可被理解的内在的理由,也即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一致性、关联和一定的依赖性。这样的理性可以在没有推理天赋的事物中发现,是,或者可以是先于任何人的推理天赋之运用的。也即是,后果与其起因间的关联,事物的固有属性与其形式或本质的因果关系,自然物在其力量推动下的活动与其在不同地方、按不同次序的协调和配置。自然界物质的固有趋势和运动与其保存和便利之间都有某种合理性,表现为规范性、一致性和逻辑性,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线与面、与图的比例,及它们不同的交叉和结构的比例,在数学中,它们的合理性乃是先于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力之运用的,尽管人们的理解力可以从其中发现这种合理性,然后阐明它。在道德事物中,尽管这个领域的事物更为含糊,不那么容易进行清晰的、透彻的观察,但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仍存在某种合理性、一致性及内在的关联和因果关系,它们是先于任何人为的道德系统或法律创制活动的。

第二,它可以是推理性的天赋(the faculty of reasonable nature),如果通过它的活动,人们获得对于事物的了解,这时候,可以将其称为判断,或者当人们以它来做事情时,可以被称为明智,或者审慎或技巧。尽管在有些事物中,在这种能力与对象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密切关系,因而,这种能力的运用就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比如亲眼看见一件东西。但就大多数事物而言,这种能力之运用乃是缓慢的、推论性的(discursive),至少要借助于从一个事物内在地推导出另一个事物,或者根据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进行推论或推理,这被称为推理(ratiocination,尤指运用三段论法)。因而,这样的理性就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拥有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人所共有的手段或工具,所有的知识或技艺是借它而获得的。也正是这同样的天赋为博物学家、法律家、数学家、技师和农夫在从事其各自的研究和职业时所用。

尽管这一共有的能力是所有人通通具有的,但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不同的人那里,这种推理能力之敏捷、活跃和完善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其精神和气质的倾向之不同,或者源于这种推理能力在他们那里的运用和激励不同。不仅如此,对于任何具有观察力的人来说,下面一点也是极其显而易见的:我可以称之为人的理性的优势、倾向和顶峰的东西,在不同的人那里,经常会指向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的理性可使他熟练地研究医学,但在研究政治学时却没有那样娴熟、拿手;另一个人的理性使他能够灵敏地研究数学,但却不适合于掌握物理学;有的人说不出包括十个单词的句子,然而,在机械、有时在音乐方面,却一点即通。

有的人是杰出的演说家、优秀的道德家,但却只是水平一般的国务活动家和糟糕的诗人。尽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有些人的理性是那样地恰当,能够从容地应对任何领域的问题;不过,这样的人总是罕见的。通常的情况都是,宣称具有整全的知识的人,不过是对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些肤浅的、零碎的接触而已。

第三,理性可以更为复杂,也即,理性的能力与合理的对象结合在一起,通过使用(use)和运用而成为习惯,正是这种类型的理性,使得一个人成为数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律家;它使得人们精通其特定的技艺,比如好工程师、好钟表匠、好铁匠、好外科医生;他们将自己的理性能力运用于那些特定领域,沿着特定的方向,借助特定的方法;这样的结果,就像水,同样是其自然的流动和趋势,但却有不同的适用方式和领域,在一个地方,灌溉草坪,在另一个地方,驱动水磨,在别的地方,提起锤子,或者浮起船只;或者同样是重物下坠的属性,由于其不同的用途,而或者驱动大钟敲响,或者让钟表的表针指示时间,让仆人转动烤肉叉。因此,同样是理性的能力,由于其应用和指向的不同,而使这个人成为数学家,那个人成为医学家,另一个人成为法律家或匠人,结果如何,得看理性的能力指向或所应用的领域,并通过运用和训练而娴熟于它。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两个或更多人,其推理天赋同样地完美,但将这种共通的天赋运用、应用于各自特定的领域,最终,他们在彼此的科学或技艺方面不会有同样的水平和成就。假如一个人习惯于运用他的理性于医学科学,而另一个人习惯于运用他的理性于数学,则后一个人就不可能成为跟前一个人同样好的医学家,而前一个人也不可能成为像后一个人那样好的数学家。因而,尽管数学家也会好奇地翻阅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而医学家也可能浏览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关于定理和推论的著作,或者一个宣称、并且确实精通博物学的人,也会翻阅判例摘要或关于法典的著述或索引,但是,第一个人仍然只是一位很差的医学家,第二位是个很差的数学家,第三位只是很差的民法学家,尽管如果不考虑他们对于自己的领域之熟悉,他们的推理天赋之成就和水平,其实是相同的。在这种推理能力所从事的所有领域中,没有一种比将这种推理能力投向法律并熟悉掌握它更难的了,因为,法律涉及管理文明社会,并使之井然有序,涉及确定衡量正当与不当的标准,这涉及很多具体细节。因而,人们不能指望对于它们可获得与数学科学相同之确定性、清楚和证明。有的人带着某种信念宣称,自己构造了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各种情况、永远不会出错的法律与政治理论体系,就像欧几里德证明他的结论那样清楚和一致。这样的人是自欺欺人,一旦碰到具体的应用,就会证明是无效的。这种困难的理由,乃是显而易见的,见下述。[1]

第一,在道德领域、尤其是涉及一个共同体的法律的时候,尽管关于正义与合宜(just and fitt)的通行概念乃是每个人的理性所共有的,但当人们将这一共同的概念个别地运用于个别的情形和场合时,在那些具体同样伟大的理性的人中间,就很难找到共同的看法和一致性。理性可经过研究和学习而得到改善,而在涉及具体细节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具有伟大理性的人,在构想他们的法律和城邦时,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邦国和王国的法律管理、正当与不当的标准,也都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只消考察一下那些宣称自己是理性之大师的那些人士——他们可能确实是杰出的人物,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他们对于这种性质的事情的看法之差异,却比任何人都大。尽管他们间或以彼此动摇或削弱他人的原理或结论为乐,但一旦建立自己的立场,就同样是不稳固的,普遍地令人不悦。

据此可以说,对于人类事务和人与人的交往有所观察和经验的人士,在很多时候可以成为良好的法官;但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具有较强理性和学识的人,是通过诡辩家、经院哲学家、道德哲学家和关于道德的理论著述而获得理性和学识的,因而,对于正义和正当,只有玄妙的思辩和抽象的概念;而一旦涉及具体应用,他们的看法就会分歧极大,因而他们经常是最糟糕的法官,尽管他们对于依靠自己过于精致的思辩而获得的关于正当与不当的一般标准及关于人类交往的基本内容的理论和分类而欣喜若狂。而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人们关于正当与不当的判断和意见就会是不稳定、不确定而多样的。应当避免不同的人将理性运用于个别情形时所产生的这种严重的不确定性,应当致力于使人们能够明白根据什么样的规则和标准生活及拥有财产,不可让这些处于谁也不知道的随意状态,也不可让各个人不确定的理性给出不确定的判断: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这个世界每个历史时期比较明智的国家都就一些确定的法律和规则及处理共同的正义的方法达成一致,并且使这些尽可能地具体而确定。通过这些办法,他们获得了下面的好处:(1)他们避免了法官的裁断和理性的不确定,而实现了相当的确定性,使法律和规则可以为那些将要进行裁断以及等候作出裁断的人所知晓。(2)也因此,他们避免了法官腐败和偏私的可能性,而如果法官作出裁断时只凭自己的理性而无其他规则,就极有可能这样。(3)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的不稳定的理性在需要作出具体裁决时可能出现的争执和自相矛盾。

第二,尽管一部确定的、明确的法律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会有一些不便,人的审慎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预见到所有具体情形,并作出规定……但是,它也优越于人们不恰当地称之为“理性的律法”(Law of Reason)的那些任意的、不确定的规则。而可以肯定的是,制定得最好的法律,既具有确定性,但又几乎不会带来多少具体危害。因而可以说,构想并规定一部法律,它既能救济某种不便或防范它,而又不至于引致一种更糟糕或同等的不便,便是一件最为困难的事情。对于这一或那一事情,人们马上就会灵机一动,提出这样或那样一部法律,以为这法律足以对治它。然而,人类事务的结构,与遭受疾病折磨的患者的身体结构并无不同;各种疾病的性质大相径庭,因而,医生以为可以治疗一种疾病的办法,却会使另一种疾病恶化;救治一种疾病的办法,很可能会致病人于死地。

制作、解释和适用法律之所以如此困难,乃是因为,第一,它需要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具有长远的眼光,不仅是对该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对所提出的该救济方法由于意外而产生的、作为其结果产生的及附带产生的问题有这种眼光。第二,它需要对拟议中的法律的便利程度作出某种详尽的、有经验依据的判断,并考察这种便利是否大幅度地超出它所要解决的那些不便。第三,它需要良好的判断力和技巧,从而能够……以在适用该救济时,使所产生的不便尽可能地小。

随意性所带来的不便是不可容忍的,因而,确定的法律,即使伴随着某些害处,也优于随意性。而人类任何事务都不可达到十全十美。

确定的法律有时具有伴随它而来的这种不便,因而,有时,一些人或一些案件会受害于确定的法律的精确性,然而,任意的、不确定的法律的不便要比这多出无数倍。在制作法律时所遇到的这方面的难题,在阐释法律的时候必然会碰到更多,假如其留出了阐述的空间或余地的话。阐释者的眼光必须得超出当下的情形,得确保这一阐释不会带来比当下它所救济的不便更严重的不便。

第三,使得人们对道德活动作出正确裁决并对其给予救济的第三个因素是,每一道德活动都是,或者可以因其环境不同而有差异,环境对道德活动的定性和裁决具有巨大影响,因而,从物理上看相同的动作,却经常会大相径庭,环境会使它的性质有所削弱或强化,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道德活动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环境千差万别,其对道德活动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很难予以辨析清楚,或者难以给予正确估计,因而制作有关它们的法律就是困难的。因此,有很多东西,尤其是在法律和治理领域,居间地、远距离地、间接地(mediately, remotely and Consequentially)对其予以认可,是合乎理性的,尽管当事人的理性当下地、直接地或近距离地不能看出其中的合理性。举例来说,宁可要年高明智而有经验的一两百人士所制定的一部法律,也不要可能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自己想出的一部法律,在我看来,这才是合乎理性的;尽管我对我自己所想出的法律的合理性之认识,肯定要强于我对那些贤明之士所制定的法律的合理性之认识。

第四,同样,宁要一部一个王国据以平静地进行了四五百年治理的法律,胜于拿我自己的一些理论、冒险以王国的幸福与和平进行试验,在我看来,这是合乎理性的,尽管我对我自己的理论之合理性更熟悉,而不熟悉那部法律之合理性。同样,我也有理由确定一点:漫长的经验所能发现的关于一部法律的便利和不便,要多于由人所组成的议事会当初所可能预见到的便利和不便。把明智而有见识的人士的种种经验应用于该法律而作出的修正和补充,比起那些未得此类丰富经验之助的最聪明的人士的最出色的发明来,肯定更有利于该法律之便利。[2]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而法律及对它的补充的种种具体理由本身,对于最为精深的智力或理性来说,倒未必是一目了然的。

这对于透彻理解法律的理性,又多了一个难题,因为法律是长期的、不断重复的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尽管经常被人称为愚蠢之母(mistriss of fooles),然而,它却是人类最明智的办法,借此可以发现法律的缺陷及补救之策,而这些是人的智力当时无法预见到的,或者即使预见到,也不能马上找到补救办法。

第五,关于法律不够清楚(inevidence)的最后一个理由,只要看一下所有的东西与每个人的理性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法律是建立某种制度(institution),它们的创制者当初确实看到了建立这一制度而非另一制度的理由,但在这样所建立的事物中,建立该制度的理由对于我们并不必然是清楚的。不过,它们是已经确定之法律,且给我们带来了确定性:这就足够了,我们遵守它们就是合乎理性的,即使我们并不清楚当初建立它们的具体理由。任何人,如果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制定出一部更好的法律,或者提出,只有通过数学式的证明,才能让他相信一项制度的合理性,或者要求一项制度必须做到不证自明,假如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对一部法律横加挑剔,那他就是愚蠢的、不理性的。英格兰法律中有一条,所有土地传给长子,而没有那项个别的习惯改变它。如果不经过转让和占有(livery and seisin),一块自由保有地产(freehold)就不能转让,或者可以根据一项法律而对新领主认可,但制成法已经将其修改为,一块根据契据永远转移给一个人的地产,如果没有“后嗣”、“无穷”之类的字样,就只算终生转让。现在,假如这个世界上一个最为聪慧的人,想通过思辩,或者通过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通过考究犹太人或者别的法律,来探索英格兰法律该如何对继承作出规定,或者地产该如何转让,或者我们如何进行交易,那么,如果他不去研究英格兰的法律,他就是白费力气,最终一无所获。原因在于,这些法律是根据其他人的意志和一致同意而得以实施,这种同意,或者通过习俗和惯习(Custome and Usage)而默会表达出来,或者显白地表述于成文法与国会法案中。

据上所述,很显然,人们不可能生来就是普通法法律家,仅靠运用理性的天赋也不能给予一个人以有关法律的充足的知识,相反,它需要经由习惯、熟悉和训练才能获得,通过运用那种天赋进行阅读、研究、观察,才能给予一个人关于法律的完备的知识。尽管一个人长期勤劳地投身于这种学习研究中,也不能僭称自己的判断不会出错,更不能僭称自己已经完整地获得了有关英格兰法律所可以获得的全部知识;不过,比起只是单纯依靠运用自己的理性天赋而没有任何储备可供使用的人,或者只是翻阅了一下制成法题目或法律著作的索引或清单的人来,上述努力还是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判断。[3]

指望一个人,要么只是由于自己的天资不错,要么只是读了一个月《几何初阶》,就能够跟毕生都在研究几何的人同样精通数学,此乃实可怪异者;而显而易见的是,数学中的命题和结论,比起法律中的命题和结论来,还是比较清楚的,也更容易自然地为人的心灵所接受;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最初之确立者的同意和安排;因而,那些在其教育履历中研究过英格兰法律的人,相对于那些其教育和研究完全或主要集中于哲学或数学等学科的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他们可对本王国的法律作出更为恰当的判断和解释。[原因如下:]

首先,下面一点并不是不可能的:至少有一些投身于法律研究者的自然理性水平,跟那些投身于哲学或别的学科研究的人,一样出众,而且,假如前一部分人也运用自己的理性研究哲学等学科,使理性熟悉它,很可能跟后一部分一样出众。

第二,假如具有同等理性与智力的人,可以由于其接受过这一或那一学科的教育的缘故,而相对于跟他们具有同等天赋的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那么,很显然,考虑到法律科学的性质所要求的对它的勤奋和专注超出别的学科很多,因而,具有同等理性而将自己的理性投入于法律研究的人,必然要比那些没有以研究法律为业的其他人,就其对于法律的掌握来说,具有大得多的优势,原因在于,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状况本身所要求之勤奋和专注要远远超出别的学科。

第三,普通法职业群体内部的关系非常紧密,从而形成了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自身的一致性,一个时代、一个法庭可以以尽可能统一的规则谈论同样的事情、走在同一个法律轨道上,这实在是一件最令人欣喜的事情。不然,每个地方、每个时代都会因为法律而争吵不休,假如每个法官和辩护律师不保持在自己的轨道内,则提供确定性、避免任意性及由其所导致的不节制的法律,就会在不出半代人的时间里丧失。

如果人们不通过研究和阅读了解前代及其他法院与法庭作出的判决、法庭决定、裁断和法律解释,从而使法律自身保持某种一致性和连贯性,则法律就不可能在其边界和界限内得到维护,而如果不大量地阅读、观察和研究,就不可能使法律自身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

第四,至于对国会法案和成文法的阐释,那些接受过法律教育、学习过法律的人,相对于接受别的学科训练的他人,当然具有优势,即使那些人宣称或者确实是理性的大师,具有无以复加的理性。理由在于:1、他们不仅能看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国会法案的序言、正文和附加条款,他们也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其实施的情形或者祸害,这些东西,如果不经过阅读,是不可能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对古代的法案而言。

2、他们有机会了解前代的法官作出的阐释,而其他人却不可能如此清楚。

3、他们的视野和知识中,也有对于其他国会法案的阐释,这些法案,或者与所要解释的法案具有类似条款,或者其理由相近,这是阐释所要解释的法案的重要指南和帮手,而这是那些仅靠运用自己的天赋而没有研究和教育之助的人所缺乏的……(姚中秋 译)



* 译自William Holdsworth所著A History of English Law的附录。马修·黑尔爵士(Sir Matthew Hale),生于1609111,死于16761225。他的曾祖父是一名富有的呢绒商,他母亲出生于贵族家庭。不过,5岁时,他成了孤儿,由监护人抚养大。他16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大臣,不过,最终还是选择学习法律。他曾为保皇党人做过辩护律师。1656年至1658年,他成为一名民事诉讼法官。同时,他还是一名议员(1654年至1660年),他在进行法律改革以及促使查理二世复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他成为财政署的首席官员,并在1671年至1676年间担任王座法庭首席法官。他是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国王诉讼的历史》(1736年—1739年)。他还著有《英格兰普通法的历史》(1713年)。本译文选自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 黑尔已经在其给RolleAbridgement所写的前言中表述大体相同的话。同样的思想可参见柏克《法国革命论》中的相关论述:“人性是复杂的,社会的目标也是最为复杂的;因而,对于权力的任何简单的安排或管理,都既不切合于人性,也不符合人类事务之性质……这些理论家所宣称的权力,都是极端的;它们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上去有多正确,在道德和政治的角度看,就有多错误。人的权利是某种中庸的东西,不可能下定义,但并不是不可能加以辨析。人在政府中的权利,其实是它的优势所在。人的权利通常存在于不同的善的平衡中,有时存在于善与恶的妥协之中,有时甚至是恶与恶之间的妥协。政治的理性乃是一种算计的原则(computing principle),是对真正的道德单位(moral denominations)进行道德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加减乘除。”(此据英文译出,可参考何兆武等人的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1页)

[2] 参考柏克:“因而,有关治理的科学就其本身而言,就是高度实践性的,旨在追求实践性的目标,因而,它就是一项需要经验的事务,其所需要的经验甚至超出任何人在其整个一生中所获得者,不管他是多么地明智和富有观察力;任何人,如果想去推倒一座大厦,应当带着无限的谨慎,因为,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这大厦大体上适合于社会的共同目标;在重建大厦时,同样要无限谨慎,因为,效用得到认可的模型和样板并不是现成的。”(参考《法国革命论》中译本,第80页)

[3] 这里,黑尔对霍布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话》中代表霍布斯立场的那位哲学家曾宣称:“在任何研究中,我都仔细地考察我的推论是否合理:我已经全面地考察了自《大宪章》以迄现在的各部制成法,没有一部被我遗漏。我想,我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它们,对我来说,研究得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他又说,“我也很用功地通读了利特尔顿论述土地法的著作 ,也阅读了著名的法律家爱德华·柯克爵士为它所写的评注”云云。哲学家在后来也谈到了很多制成法,以及若干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