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英国宪制中的妥协原则


(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内容以正式纸质版为准。)

摘要宪法与革命,从规范主义的视角,从理想主义的目标来看,它们是完全对峙的。但是宪法离不开革命,不是冤家不聚头,革命制宪是现代性的政治本色,现代宪法都是经由革命孕育和塑造出来的。在英国革命的起点确立之后,是不是能够开辟出一个走向政治规范、走向立宪政府的规范之路,抵御从革命到激进革命的紧张状态,约束革命人民可以随时革命的决断权,需要妥协制宪,这是英国光荣革命给予人类政治的一份最伟大的宪制经验。现代性肯定要经历革命,但是这个妥协制宪能够圆满终结革命,这本来就是宪法的最大诉求。妥协向来是立宪政治的基本原则,英国立宪主义在保留革命精神的同时,也汲取了英伦政治传统里崇尚调和、宽容、妥协的精神,一部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英国政治从激烈斗争到相互妥协的宪制史。

关键词:光荣革命、宪制、妥协、复辟、政治宪法学

关于英国1688年的革命,中外史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这场由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政变,因其没有流血牺牲和非暴力形式,而被称之为“光荣革命”,并开创了现代立宪政制的先河,遂成为古今之变的一个典范。本文不准备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探讨这场革命变革,而是试图从宪法学的视角,挖掘这场革命之所以成为“光荣革命”的宪法精神,聚焦其“允执厥中”的妥协原则,从而深化我们对于宪法学之历史向度和政治层面的理解。

一、   光荣革命的发生: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政治宪法学有别于宪法解释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其对于历史政治的关注。从这个视角审视英国革命,其考察的中心就并非仅仅只是限于革命的宪制成果以及对于这些成果的规范性解释,而是向历史的纵深跋涉,追溯至这场革命的开端,即1640年的革命以及曲折的进程,最后把握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并获得“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称号的原因。也就是说,要准确把握16881689年的革命成功,把握光荣革命的宪制实质,必须了解它的前身,即1640年以来28年的英国政治变革,把握这些变革中的革命与内战、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量的复杂关系,考量这些政治历史中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二元对峙冲突,并找到促使上述矛盾最终达到和解的宪制妥协原则。

就正如麦基文所强调“宪法史通常是对一系列妥协和动摇的记录”,现代宪法是这个历史过程中“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之物”。[1]历史地看,英国宪制的妥协原则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激烈的革命,是从激进革命的反思中逐渐发生出来的。因此,完整地理解1688-1689年英国所建立的基于《权利法案》之上的立宪君主制政体,其实包含着三个层次的政治宪法学逻辑,即激进主义的革命、反革命的保守主义复辟以及最终以妥协原则为主导的立宪主义宪制,或我一直所总结的,光荣革命所遵循的是一种“革命的反革命”的宪法政治逻辑。

我们先看第一个革命的故事,这是英国现代政制的起点。15世纪以来,随着海外贸易的拓展和原始资本积累的积聚,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这促使一个新的阶层——资产阶级新贵族逐渐形成,他们同当时占据市场主导的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但17世纪时,斯图亚特王朝厉行专制统治,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在统治期间,大力鼓吹“君权神授”,独断专行,多次解散议会,大肆搜刮钱财,经常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此外,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专制政策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这些倒行逆施导致了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说起来,英国宪制的起点是以战争开始的,表现为激烈的政治与军事冲突。具体分析,英国内战共有两次,第一次内战(1642-1646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42年到1644年夏,军事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国王手中,议会当时主要处于防守地位;第二阶段从1644年夏到1646年,军事主动权完全转到议会手中。第二次内战发生于1648年春,克伦威尔率领议会军在16488月大败国王查理一世的苏格兰军队,最终获得整个内战的胜利。

战争、革命与宪法,这是现代宪制发生学的一个基本逻辑,英国1640年以来的革命,大致也是如此,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曾有过一个比较:此时的英国也经历了类似于法国那样痛苦且漫长的社会革命。[2]这场革命经历了两次内战,其革命主义的逻辑日趋激进,最终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建立起一个蕴含着革命激进主义的“共和国”,这也是具有某种必然的。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从革命的“英吉利共和国”演变而来的,这个共和国曾经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在更加激进的掘地派的压力下,迫使英国君主查理一世退位,解散议会,废除君主制,实施人民主权的共和国体制,甚至最终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考察这个“共和国”的短暂历史,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我们看到,一个建立在激进革命逻辑上的国家体制是非常脆弱的,单纯的革命固然可以打破一个旧体制,但难以构建一个新体制,因为,这个新体制缺乏赖以立国的坚实基础。

克伦威尔作为17世纪英国革命中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首领,当然在革命伊始就站在议会阵营,他组建的“铁骑军”屡建战功,并以议会与军队的名义处死国王,建立英吉利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难以达到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更不可能完成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妥协,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克伦威尔在镇压了掘地派运动等更加激进的革命平等派之后一个徒有其名的共和国。在处死查理一世后,克伦威尔并没有按照《人民协定》中的建议,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全国普选,而是暂时性地建立起一个名为国务会议的机构来接掌原本属于国王的行政权。16531217日,克伦威尔依照《政府组织法》成为统治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护国公”。政府组织法规定,护国公为终身职,国会依然存在,在第一任国会选出之前则由护国公和他所推选的国务会议成员进行统治。事实上,克伦威尔作为护国公,成为英国革命后的国家元首或匿名的国王,实施事实上的独裁统治。

尽管克伦威尔在内部治理和外疆开拓方面,为未来的英帝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诸如镇压爱尔兰人民起义,兼并苏格兰,并大败海上劲敌荷兰,使英国控制了海外贸易,进而客观上促进了英国工业经贸的发展。但由于克伦威尔过于依赖于军事上的个人独裁,其统治没有建立起稳固有效的国家体制形式,因此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没有获得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当克伦威尔1658年病逝,这个凭借个人权威的虚假共和国之威权政治统治也就很快寿终正寝,英国由此又到了一个政治的转折点,即反革命的君主制复辟。

1660年查理二世趁机返回英国复辟王位,由此开始了英国革命中反动复辟时期。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反动时期,是因为复辟的君主制并没有积极地汲取革命与内战的教训,而是从事着一场恢复旧体制的政治复辟,表现出的乃是一种堪与革命激进主义相比肩的反革命保守主义的反动。重新夺得政治权力的君主和王党分子,他们并不甘心丢掉昔日那些失去的东西,也不反省旧制度被革命所推翻的原因,而是满怀怨恨地对待革命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把克伦威尔的遗体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并吊在绞刑架上,然后斩首示众,以此发泄他们对革命的仇恨与敌视。查理二世在位二十余年,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大动干戈,全部恢复革命前的旧体制,但很多内政外交政策,已经表明其统治的原则是有别于革命后业已形成的英国社会的普遍政治共识的,其中最凸显的是有关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倾向和转向天主教的企图,而这势必引起在议会中逐渐强大起来的辉格党乃至托利党的联合抵制。

本文无意在此详尽分析复辟时期的一些政治细节,但从查理二世在1681年解散又恢复召开牛津议会,并在1683年处决了一些所谓莱伊宅阴谋的参与者之后,英国君主专制的复辟企图就开始全面展开,其后的一系列宗教与经济政策也愈发发动,并遭致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反对。1685年,55岁的查理二世因中风去世,约克公爵詹姆斯继位,是为詹姆士二世。詹姆斯二世表面看上去温和忠诚,但骨子里是一个笃信天主教并热衷君主专制的国王。他在继位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诸如建立国王自己的军队,都旨在强化君主的专断权力。此外,他进一步强行推行天主教,在他的鼓励下,天主教在英国各个领域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这些都严重得罪了以英国国教徒为主的托利派和以新教左翼为主的辉格派。当然,直接的冲突是发生在英国的宗教领域,先是伦敦主教与之对抗,继而又出现“七主教请愿书”,就在全国各政治、宗教派别的人士联合一致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时候,突然传来了王后玛丽在610日生了一男孩的消息。原来人们还抱有一种希望,即在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死后,将由信奉新教的玛丽公主或安妮公主继位,君民之间由于宗教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可望逐步消失。但詹姆斯二世有了男性后裔,将来必将由他继承王位,而这个王子很可能将是一个天主教徒。人民的希望破灭了,群众的情绪更加激动,于是,英国革命后聚集起来的矛盾终于在此刻获得了爆发,一场新的反对君主制复辟的革命似乎又要重新启动,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也是英国政治的一次新的转型。

如何推翻詹姆斯二世所恢复的君主专制,打破他们诉求的天主教回潮,重新建立起英国社会业已巩固起来的新社会权势利益结构,即以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主流的英国社会的政体制度,这是一个摆在当时的议会两大党——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根本性问题。难道还要重演一次1640年的英国革命并把英国拖入内战的深渊吗?显然,这种革命激进主义的政治方式并不是当时英国政治精英的首选,也不代表经历了数十年政治、军事与经贸变革折腾的英国人民的首选。但是,俯首帖耳地听任专制君主的任意孤行、发动倒退,把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果以及英国国教的主体地位肆意破坏,也不是英国的政治精英和人民大众所能够接受的。所以,在革命的激进主义和发动的复辟主义之两难对峙的抉择中,在英国现实政治情势的演变中,甚至是在一些偶然因素的促使下,英国的“光荣革命”发生了。这场未流血的革命,在人类政治史的意义是极其巨大的。表面上看,它是中外政治史上曾经反复多次出现过的一次政变,但这次政变的原则却是伟大的:它确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并实现了一次政治上的大妥协,通过妥协精神而构建起来的一系列宪法性文件,成为英国政治的稳固基石,从而实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真正“光荣”。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这场光荣革命完成了一个“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构建,通过革命的方式,达成了一种真正宪法政治意义上的和平与繁荣,实现了自由与秩序的平衡,继承与捍卫了英国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自由政治传统。

二、英国革命与制宪的对峙以及妥协原则

关于“光荣革命”的叙事,实际上一直是有狭义与广义两个版本。狭义的版本主要是指1688-1689年发生的那场政变。当时,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传位给刚出生的儿子,而把詹姆士二世废黜。在废黜国王之后,他们把王位传于原本的继承者,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威廉带兵进入英国,未发一枪,便使詹姆斯二世仓惶出逃。议会重掌大权,而威廉亦即位后成为威廉三世。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胜利、立宪君主制稳固性的确立而告结束。不过,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达成这场兵不刃血的光荣革命,那么就必须朝前追溯,要回到1640年的第一场革命以及复辟,才能解释清楚光荣革命的妥协是如何发生的,立宪君主制是如何在激进革命和反动复辟之两极震荡之后而实现的。这样就进入广义版的英国光荣革命,从这个结果来看,前述的革命与复辟则是必要的前奏,是英国宪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前文已经指出,革命的原则就是破除君主专制,这种改造旧体制的否定性曾经在英国掀起了一场狂热的风潮,引发了英国残酷的内战,并建立起短暂的英吉利共和国,甚至还有更加剧烈的下层人民的掘地派运动。但这种革命建国的道路注定是不牢靠的,其结果便是威权体制的出现,克伦威尔凭借军事性的独裁统治短暂地一统山河。但克伦威尔的统治基础极不稳固,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战争频仍,宗教分裂,人民的权利难以保持,甚至最基本的和平与秩序都成为奢望。所以,否定性的革命原则不可能持久地保持下去,在威权独裁者死去之后,导致一场发动的制度反弹则是必然,查理二世的王权复辟,又把英国来回倒昔日的旧体制。这个复辟的原则其实与革命的原则一样是激进的,疯狂的反扑并不能把英国革命的社会变革成就彻底消灭殆尽。在经济上重新剥夺日益长大的新贵族的利益,在信仰上重新恢复天主教的合法权势,不仅遭到了议会中辉格党的反对,也遭到托利党的反对,更是使得英国社会主流的国教会乃至清教徒大为不满,强制恢复旧体制的君主专制不得人心。

这样一来,英国社会中的三股势力,即詹姆斯二世及其天主教的拥护者、辉格党人和部分托利党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及其新贵族,还有下层市民和农民所构成的激进平等派,就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纠结之中。在这种结构之下,无论是继续革命还是反革命复辟,都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同,都会导致社会的激烈而反复的震荡。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看,就是革命建国难以达成,反革命复辟又不具有制宪建国的意义,它只是恢复旧的君主专制。这种革命与制宪的对峙,决定了一个稳固的政治体制从两个极端的政治主张中都不能合法地产出或创制出来。为此,英国当时的政治精英试图打破上述革命与复辟循环震荡的怪圈,630日七位著名人物——伦敦主教康普顿与迫于形势联合的两位托利党领袖和四位辉格党领袖——商量致书给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奥兰治的威廉,邀请他率军到英国来反对詹姆斯二世,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

1688111日,威廉指挥下的1.4万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托尔湾登陆后,率军向内陆推进。威廉所到之处,遇到地方政府和英国政治精英的热烈欢迎,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其中既包括辉格派,也包括托利派。在英国的著名政治人物中,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公开表示坚决拥护詹姆斯二世,连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奥兰治威廉的妻子),对她父亲的处境和遭遇也毫无同情、惋惜的表示。詹姆斯二世陷入众叛亲离、完全孤立的境地。他在1211日深夜逃出王宫,渡过泰晤士河,想乘船逃爱尔兰。但到海边时,被一个渔夫发现,然后被渔夫与市民一起押送伦敦。威廉感到把他留在英国不免会生出别的麻烦,就故意放他逃走。詹姆斯二世先逃到爱尔兰,后又逃往法国。

此时的英国,实际上处于一个关键的政治时期,如何维护这次不流血政变的革命成果,并由此打造出一个稳固的政治秩序,而不是夭折于反复震荡的无意义折腾,这着实考验着当时的各派政治家。1689年的最初几个月,实为英吉利的存亡绝续之秋,外有与法兰西的战争,内有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纷争与分裂,内忧外患,国是濒危。这种危急的情形迫使辉格党与托利党人寻求合作,通过政治妥协,而促使国家摆脱面临的危机。起初托利党人坚持王位世袭制,主张詹姆士仍为国王而威廉只是摄政,或由其王室血统的妻子玛丽为君,但此时不得不作出妥协,同意由威廉与玛丽共为国家元首,且以威廉为执行权的行使者。由于妥协原则成为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共识,这也导致威廉对于英国的统治也接受了所谓“统而不治”的治理方式,三方由此达成了制宪建国的政治互信。这样一来,英国的议会主权以及不成文宪法的宪制模式就得到富有成果的实现,正如布莱克斯通所揭示的那样,通过政治妥协与共识,光荣革命一开始就在“根深蒂固的”王室世系的历史正统性、现实政治需求和未来宪制发展之间得到了平衡——“这一有条件世袭制的适当的折中办法包含了这个王国王位继承权的正确的宪法理念,这种折中介于两种极端状态之间……”。[3]

1689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并且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今后任何天主教徒不得担任英国国王,任何国王不能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等。这项宣言在168912月被议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这个《权利法案》实质上就是英国的新宪法——不成文宪法,它确保了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形态在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与复辟的激烈动荡中真正地构建出来,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同年,为解决这场革命的重要起因——宗教问题,《容忍法案》在议会两院得到通过,至此,英国公教与圣公宗教派间的矛盾得到大致解决。这个法案也具有重大的宪制意义,其关于宗教容忍的精神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经过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英国在半个世纪的革命与复辟的政治动荡中,终于创造性地解决了革命与制宪的二元张力性的对峙,并通过妥协原则重新塑造了英国的宪政结构,确立了议会主权的原则。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即立宪君主制,把君主的专断权力放到了议会为主体的不成文宪法的铁笼子里。

三、以《权利法案》和《宽容法案》为例

英国宪法学家詹宁斯曾这样描述英国宪法:“英国的宪法性法律绝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依历史偶然事件形成的不相关连的一批规则”[4]。从宪法学的视角看,英国光荣革命的首要成果是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为这场革命的完成奠定了一个宪制的基础,为什么光荣革命而不是1640年的革命能够为英国提供一个稳固的制度基础,关键在于前者凝聚了一种妥协的宪政精神,也就是说,妥协原则而不是革命原则或守旧原则成为英国革命制宪建国的基本原则,成为英国实现一个立宪君主制的新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正是因为这个妥协原则,也使得英国成功地赋予了这个新国家以旧的形式,即旧瓶装新酒,用传统的君主制外衣包裹着一个立宪政体,使得宪政制度能够有效地制约君主的专断权力,从而不需要通过古今断裂的绝对革命的手段,确保英国人民的古已有之的权利与自由,此外,也无需制定一部新型的宪法文本,而是以议会法案的传统形式,构建一个新英国。所以,终上所述,英国就成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取得卓越成就的不成文宪法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它是立宪的、君主制的、不成文宪法的现代国家,而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所最终贯穿的是一种妥协的宪政精神,实施的是妥协的宪政原则。

英国新建立的立宪君主制政体,它其实就是一种妥协原则所达成的政体形式,一个现代国家的主权通过人民、议会和君主的妥协分享而实现的议会制国家形态,光荣革命后建立的所谓议会主权,从本质上是三种政治权力的妥协共建。

首先,我们看国王的权力,在英国革命之前,国王是英国国家权力的象征,国王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形式,是在一系列普通法之上的,世袭的国王拥有独断的专制权力,并且这个权力来自神授,具有血缘的继承性。所谓“王权神授”是当时流行的主要观点,洛克在《政府论》上篇集中批判的也正是菲尔默的这个王权神授说。与这个国王权力论相对立,在革命时期的激进共和派摈弃了国王的权力,试图付诸人民的权力,建立一个人民主权的共和国,但是其结果并不理想。克伦威尔的共和国体制不过是虚假而短暂的个人独裁制,人民的权力在国家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至于更激进的掘地派,他们的主张只是代表了下层农民的政治诉求,与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新贵族的政治要求相去甚远。所以,激进革命主义的人民权力论在英国是走不通的,保守主义复辟所试图恢复的君主专制主义也是走不通的。那么,英国光荣革命的发生以及成功实践,其所建立的议会君主制就是一个政治妥协的产物。因为,国王的权力并没有被彻底摒弃,而是被限制于议会两院之中,英国的议会主权并非单一的人民主权,而是一种妥协,即国王在议会,这个议会主权的权力也同样为国王所分享。所以,英国的政治权力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国王在议会、人民在议会,而人民又分为上下两个等级层次,即贵族院与平民院。由此可见,光荣革命所达成的议会主权以及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制,贯穿着一种妥协的宪政原则,其集中的表达就是作为宪法性文件的《权利法案》。为什么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又称之为立宪君主制,关键在于它以议会性的法案《权利法案》奠定了英国宪制的制度基础。

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在168910月通过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这个法案的全称是《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这份法案内容虽然不多,只有短短的五千字,但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当年(1660年)邀请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前车之鉴,议会决定以法律形式限制国王的权力,保证自己的权力。我们知道,威廉接受了这些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玛丽即位为英国女王玛丽二世。这部权利法案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关键在于妥协原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英国议会愿意保留并接受君主制的形式,把国家主权的象征赋予国王,给予国王最高的权力资格,承认英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但是这个君主只是具有一种“统而不治”的权力地位,他的实质性权力受到议会法律的限制,英国议会才是真正的国家治理权力机制,国王在议会,议会主权才是最高的国家权力。同时应该指出,没有这两位君主的大智大勇和妥协精神,光荣革命的宪制也是难以达成的。实际上,威廉一开始便拒绝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选择充分尊重英国法律传统和非常议会的自由讨论。[5]随后,作为新君的威廉与玛丽愿意接受权利法案作为继位的前提条件、接受立宪君主制,为英国的虚位君主制铺平了道路。

例如,第一条明确写道:“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僭越权力废除法律及阻止法律的实施,乃非法之行为”。第二条:“若以国王权威之名义,自命权力以废除相关法律、或中止法律实施,上述行为均应属非法”。第四条:“假借英王特权之名,未经议会授权,为王室或供其用度而征收税赋,其较长之课税时限或方式等,与议会所授予之权限不符者,均属非法之行为”。第六条:“除经议会之同意外,于和平时期,在本王国境域内,征募并维持常备军,皆属有违法律之行为。这些条款都极大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约束了国王的实际统治权”。至于议会的权力,第八条:“议会成员之选举乃应是自由的”。第九条:“议会中之言论自由、辩论及其议程,不受到议会之外任何法庭或者场合之指摘与质询”。第十三条:“为纠正平反冤假错案,也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议会应当经常召集”。这些条款保证了议会的立法权、财政权、司法权等。此外,权利法案还标明了人民的请愿权以及权利宣言中所陈述的各种“真实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和自由”。[6]

我们知道,英国光荣革命的发端即系于王位继承和宗教纷争。1688年之所以动议请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出兵英吉利,就是英国人民恐惧詹姆斯二世把王位继承给信奉天主教的儿子。所以,在《权利法案》中就明确了王位继承问题,规定“顺从或将要归顺天主教或罗马教会,或与之保持联系,或公开声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或者与天主教徒联姻,则将被驱除,并永远不能继承、占有和享有此王国、爱尔兰及其所属领地之王位和政府,都不能拥有、利用和行使领地上任何部分之王权、权威和司法管辖权力”。[7]此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上述权利法案关于王位继承的制度传承,英国议会在1701年又通过了一部《王位继承法》,此法案被看作是《权利法案》的补充和续篇。这两份法案为王位继承添加了硬性的宗教信仰条件,规定了同罗马教廷教会和好,或者保持交往者不能继承王位。罗马天主教徒或者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的人更是被排除在继任者之列。《王位继承法》第一条写道:“当今国王(威廉三世)无嗣,死后其王位由安妮公主继承,安妮公主无嗣,死后其王位由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孙女、已故波希米王后的女儿、汉诺威选侯索菲亚公主及其信仰新教的后裔继承。”[8]显然,英国议会制定这份王位继承法,是为了保障光荣革命的成果不被后来的王位变化所改变。关于这个问题,英国革命期间的教训是深刻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之所以经历君主制复辟而又没能巩固革命的成果,除了激进主义的革命之缺乏建树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英国的宗教纷争问题,没有有效地防范国王信奉天主教的宗教复辟。所以,为了确立稳固的英国新教国家的政教地位,议会不惜再一次制定王位继承法案,以宪法性法律的形式确保英国王位继承上的新教延续性,“为保障我们的宗教、法律和自由,制定更详尽的规定是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9]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单方面规定的强制实施都是难以奏效的,基于新教的王位继承法能够确保,其中蕴含着一个妥协原则,这个宗教的妥协原则主要是体现在光荣革命后不久就颁布的《宽容法案》之中。也就是说,由于议会制定了一个相对较为宽容的宗教法案,把引发英国革命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宗教信仰的剧烈纷争——用妥协的宽容精神予以在宪法性法律上予以纾解,那么,英国王位继承问题的新教地位才能获得解决。可以这样说,没有《宽容法案》就没有《王位继承法》。

从现代政教关系的视角看,1689年制定的《宽容法案》并不全然体现政教分离的宪政精神,还是一个英国国教占据国家主导的法案。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国革命的现实背景,考虑到西方中世纪以来的有关宗教纷争的血淋淋的残酷政治史,考虑到这个法案颁布之前英国革命与复辟所围绕的教派斗争,就会看到这部《宽容法案》所表达的妥协原则以及宗教宽容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了。虽然这部法案对于天主教徒以及罗马教会还没有释放宽容的信息,这是这场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对于当时英国非圣公会(英国国教)之外的其他非国教信徒,尤其是清教徒,释放了相当的宽容与善意。它明确了团结清教徒的目标,并在涉及私人财产、行政处罚等方面对于清教徒等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宽容的规定,只要他们进行某种并不严苛的宣誓和声明,就可以免除过往法律曾经实施的罚金、扣押、没收、审判等;还有,《宽容法案》还为那些非国教信徒担任高级警官等国家官吏开放了一定的资格,为清教徒儿童的受洗提供了一定的权利便利。法案规定,所有其他法令针对非国教教徒权力的限制,也都将在本法令生效后取消。总之,虽然《宽容法案》的宽容度是有限的,宗教信仰还没有达到平等与公正,但相比之于1640年革命前后英国天主教与国教,以及国教与清教之间的残酷斗争和相互仇杀,这份法案的宽容精神则显得十分重要和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启了英国乃至欧洲宗教宽容在法律制度层面的先河,对于后来的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对于巩固光荣革命的制度遗产也起到了维护的作用。正如斯科特·戈登所评论的:“宽容法案本身几乎不应得它堂皇的称号,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应该公平地认为它开启了最终导致所有英国人的宗教自由的潮流”。[10]

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能够保持住它的宪制成果,并制定出一系列宪法性的法律,在制约君主的专断权力,保障人民的传统权利与自由,防范宗教信仰者之间的相互残杀,延续国王王位继承上的新教地位不再引发政治复辟,并构建起一个立宪君主制的议会体制,这些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妥协原则,以至于使得英国宪制表现出一种妥协的精神。由是观之,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所制定的一系列法案,尤其是《权利法案》、《宽容法案》和《王位继承法》,它们集中表现了英国宪制的妥协精神,并未英国革命的最后完成奠定了宪法性制度的基础。

妥协是什么?从宪法学的意义上说,它就是能够克服国家行为中的两种极端,把革命的激进主义和反革命的保守主义所恣意发挥的偏激予以驱除,而又能汲取革命与保守的合理内涵,最后以一种“革命的反革命”之宪法形式(不成文宪法),把革命的正当性以及历史成果保存下来,并且使其转化为一种宪法规范,从而抵御革命的再次发生。宪法与革命,从规范主义的视角,从理想主义的目标来看,它们是完全对峙的。但是宪法离不开革命,不是冤家不聚头,革命制宪是现代性的政治本色,现代宪法都是经由革命孕育和塑造出来的。在英国革命的起点确立之后,是不是能够开辟出一个走向政治规范、走向立宪政府的规范之路,抵御从革命到激进革命的紧张状态,约束革命人民可以随时革命的决断权,需要妥协制宪,这是英国光荣革命给予人类政治的一份最伟大的宪制经验。现代性肯定要经历革命,但是这个妥协制宪能够圆满终结革命,这本来就是宪法的最大诉求。妥协向来是立宪政治的基本原则,英国立宪主义在保留革命精神的同时,也汲取了英伦政治传统里崇尚调和、宽容、妥协的精神,一部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英国政治从激烈斗争到相互妥协的宪制史。




[1] 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2] []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3页。

[3] []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一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242页。

[4] []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页。

[5] Richard S. Kay, “William III and the Legalist Revolution”, on Connecticut Law Review, 1999.

[6] 以上引文参见:毕竞悦、泮伟江 编:《英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455页。

[7] 毕竞悦、泮伟江 编:《英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4页。

[8] 毕竞悦、泮伟江 编:《英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6页。

[9] 毕竞悦、泮伟江 编:《英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7页。

[10] []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