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王锴:宪法学研究与时代判断

宪法学研究与时代判断

高全喜、王锴

王锴:高老师,您好,很高兴能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您可能也知道,从20135月份开始,随着“宪政与反宪政”争论的展开,中国宪法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我不知道您对上述现象如何看待?或者说您认为目前中国宪法学研究的“症结”在哪里?

高全喜:我认为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主要是应该探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之际宪法的结构,以及宪法运作的动力、形式和目的,这是中国当今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具体所要达成的目标,主要是探讨在转型社会中,我们的宪制构建、权力分配与制衡、人权的保障。中国目前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大概是这三大内容。但是研究这三大内容要有出发点,我们要基于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对这个政治社会要有一个时代判断,即这个社会是宪法学意义上的怎样的社会?这个出发点,以及在这个出发点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一些基本的宪法学立场,决定了我们对上述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问题,即动力、形式与目的,具体表现为宪制结构,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权利保障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和看法。如果对时代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判断,尤其是宪法学意义上的判断,那么我们的宪法观就会陷于茫然。

王锴:我对您的这段话的理解是,您认为目前中国主流宪法学研究的问题在于,没能搞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位,是吗?

高全喜:是的。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我们处在一个转型社会,处在一个从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演变过程中的变革时代,中国当今的宪法学研究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探讨中国宪法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人民期望达到的稳定的、和平的、良好的宪制目的。

王锴:您的这种批评,我在其他一些政治宪法学者的论述中乃至一些支持“法治的本土资源”的学者的论述中也看到了,即中国宪法学(可能还可以扩及到中国法学)的一整套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而这些看似“中立”的理论、技术背后其实蕴含着西方人对他们所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但中国学者在移植这些理论和技术话语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上述背景,从而导致理论研究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实践,甚至产生一种理论研究的现实无力感。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高全喜:我认为,宪法学研究面临两个层面的思考视角:第一个思考,任何宪法学研究都需要一套宪法学的概念体系。就目前来看,政治宪法学在研究宪法问题时,大致有两个谱系。一个是英美宪政的系统,从霍布斯、洛克到阿克曼等。二是法德俄政法的系统,从卢梭、列宁到施米特等。两个概念系统沉淀出一些基本的概念体系,它们是我们研究现代中国宪法不可缺少的概念工具。问题在于,这两套概念体系或概念工具,并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状况给予一个准确的描述和判断,因为毕竟它们是西方现代社会演变中的两大理论谱系。中国宪法学研究要用一些概念、术语,比如非常政治、日常政治,立宪时刻、主权构建,等等,这些概念只是一个近似的描述。要判断中国当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状况,以及系统描述其宪制的内容与形式,当然可以借用这些概念,但要找到内在的属于中国宪制本身的真实逻辑,西方的概念体系可以借用,但肯定不是准确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面临第二个层次,即宪法学研究的中国语境。我最近几年着重研究的是中国百年宪制史,我认为有两个脉络:一个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宪制,这个现代中国(法治与宪政中国)还在继续演变。我们在这里要找到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自己本土所产生的一些概念和逻辑,以及描述和判断,这是一个大的思路;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的这60年,尤其改革开放这30年的改革史,以及贯穿改革开放的宪法史,这些都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从百年中国的宪制历程,还是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宪制历程,中国的宪政道路都还没有完成,都还没有达到我们所理想的日常政治状态下的和平、稳定,具有正当性的宪法结构,都在朝这个方面迈进。

考察中国目前的宪法学研究,我认为大体上面临上述两个层次问题的交汇贯通,对于政治宪法学来说,又可以罗列如下几个大的问题群:例如,近现代史中的立宪、立国问题;政治宪法以及结构问题;关于革命、改革与宪法演进的逻辑及其两难问题;宪法创制过程中的革命与反革命问题;宪法变革的动力机制问题。基于政治宪法学近期引起的争论,我在前不久的文章中,又提出了政治宪法学内部左和右的问题,并强调了规范主义的政治宪法学问题。政治宪法学要不要规范?它的规范到底从哪里来?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社会,或处于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演变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中国宪法的内在结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研究这个内在结构的构成与演变?寻找其演变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基本结构的表现形态是什么?指向未来优良宪制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要处理好政治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的关系,通过政治宪政主义之手摘取司法宪政主义之果,这个基于权利保障的司法宪政主义,当然是以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为主导的,但是,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王锴:据此,我初步理解了您试图解决中国宪法学问题的大致方案,即回到中国宪政的历史脉络中去发现中国问题的根源,我对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欣赏的。当前我国宪法史的研究对此还是较为欠缺的,一方面受限于史料,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从史料中去发现问题的历史逻辑感。您在《立宪时刻》一书中表现出的历史逻辑感让我非常期待您未来有关中国宪政史的研究。另外,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了规范主义的政治宪法学问题,这与我在研究英国政治宪法学中的规范主义流派非常接近。

高全喜:你可以简单讲一下你对英国规范主义政治宪法学的理解吗?

王锴:好的,高老师。英国的政治宪法划分为描述主义和规范主义两大流派。描述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格里菲思,而将格里菲思归入描述主义的则是汤姆金斯。汤姆金斯的“证据”就是格里菲思的“名言”:宪法日复一日地存在、改变,因为宪法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宪法的,即便什么也没发生,那也是宪法的。汤姆金斯认为,格里菲思缺乏规范的内涵。“对于格里菲思来说,首相在下议院回答问题,并非宪法要求他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发现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如果首相拒绝回答,这也不违宪,仅仅反映了宪法已经改变的事实。”所以,对于汤姆金斯而言,格里菲思是站在政治的层面发表意见,而非在进行宪法分析。他没能发展一种政治宪法的规范模式,从而给法律宪法的支持者们显示政治宪法的缺失将威胁到价值,换句话说,英国如果从政治宪法走向法律宪法并没有在价值上处于危险境地,因为格里菲思从未说明政治宪法的规范或价值。

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汤姆金斯和贝拉米。汤姆金斯致力于将共和主义宪法的结构定义为负责性,即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对授权他们行使的人负责。汤姆金斯认为,这就是英国宪法的政治性,并且得到了共和主义的支持。汤姆金斯超越了格里菲思的描述主义的模式而为政治宪法的实践提供了一种规范解释,他试图揭示,如果从政治宪法走向法律宪法会面临什么危险,这对于英国宪法的性质、内容和未来方向的讨论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与汤姆金斯极力与格里菲思“切割”不同,贝拉米则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格里菲思模式的扩展上。贝拉米试图揭示,政治宪法就是日常政治过程的直接表达。他反对法律宪法所提出的宪法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固定的终点(当然,法律宪法并不是主张宪法是不变的,而是主张宪法的改变必须在司法的解释的伪装下进行),相反,他认为宪法是一个偶然的、动态的活动,不存在唯一的、可识别的制宪时刻。因为分歧永远不会停止,同时因为环境的改变将影响人们的理性观点,所以,宪法制定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持续的政治过程,政治宪法是通过作为日常政治活动的焦点的立法过程创造、维持和修正的。同时,贝拉米对共和主义的援引也是为了说明法律宪法的去政治化的不可能。他认为,权利并非先验的,因为确定权利的范围和内容不是在政治之前,而是在政治之中。简言之,既然权利不能从政治讨论中脱离,那么权利也就不构成政治讨论中的中立之物。进而,政治讨论的语言应当由参加者通过政治来构建,公民应当去决定政治的环境。因此对于贝拉米来说,民主的过程就是宪法。与汤姆金斯一样同属规范主义阵营的标志就是,贝拉米同样揭示了英国如果从政治宪法走向法律宪法将会损害规范的价值,共和主义的无支配的自由、政治平等将会丧失。

我认为,英国政治宪法从描述主义走向规范主义的发展路径给我国的启示在于,政治宪法不能仅仅站在事实的角度来描述,即不能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就“应当这样”,而是要让人们感受到,如果不坚持政治宪法将会导致某种价值上的损害。这从汤姆金斯和贝拉米最终都诉诸共和主义就可以看出,因为只有共和主义所提倡的“公共善”才能抵御法律宪法所主张的“权利和自由”的应然性。因此,英国政治宪法的规范主义转向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宪法要取得更稳固的根基,不是用事实来充当价值,而是用价值来对抗价值。

高全喜:你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政治宪法学至少有两大具体难题:(1)宪法学中的事实与规范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宪法哲学的问题,如何从现行宪法的文本以及实施中开发出规范,而不是外在的借来规范。怎么能够开发出有生命的规范,这点很难,但是我们干的就是这个活。宪法学中的事实与规范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各国宪法都存在这个问题。(2)建国立宪、宪法实施与司法审查问题。尤其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从根本性上说,就是党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回顾中国百年制宪史,我们有民国宪法,有四七年宪法,有共同纲领,有五四年宪法,有八二宪法,我们从这些宪法中要找到如何处理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的依据,尤其是如何处理党与国家的宪法关系问题。

王锴:您讲的宪法实施与司法审查问题、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在英国政治宪法学者的论述中也有所触及。

2010年的《法院在政治宪法中的角色》一文中,汤姆金斯指出,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对于如何确保政府的负责性的分歧,政治宪法认为负责性要通过政治制度(例如议会)、政治人物(例如议员和选民)、政治手段(例如争论、提问和调查)来获得,法律宪法认为应当通过法院、法官和诉讼等法律制度和法律手段来获得。他认为,法律宪法无法解决限制司法裁量权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的冲突,而要解决这一难题,法院必须清楚自己应当做什么。首先,法院擅长的是程序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实质问题,比如可接受性、合理性或者合比例性,法院并不比立法者判断得更好。法官是程序方面的专家,他们要确保程序的公正。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来处理程序公正方面的疑难和有争议的问题。这方面的司法记录普遍是好的,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在英国的实践中,也有大量的例外,法官不是认真对待程序公正,比如在国家安全领域。但这是例外而非规范,规范是他们考虑公众调查的公正性、地方政府的公正性、政府咨询过程的公正性或者法庭本身的公正性。其次,法院擅长的是基于证据的事实发现,法院不应去解释那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或者不确定的政府权力,而是要探求政府行使权力的事实基础,即政府的权力必须是在议会明确授权的范围内或者政府的主张是有根据的。任何有关政府权力范围模糊的疑问都应当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最后,汤姆金斯认为,法院应当促进议会,支持和繁荣政治宪法而不是相反。这体现在法院适时地将问题求助于议会。比如在《人权法》下,法院无权废除立法,即使它公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法院所能做的是宣告立法不一致(incompatibility)。这种不一致的宣告并不会影响该条款的效力和继续运作,这种不一致宣告发布后,议会将重新审议该条款,从而决定是否维持其效力,要么修改它,要么废止它。汤姆金斯建议将这种方式进一步扩展到有关政府权力的含义和范围的疑问以及政府没有获得议会授权的行为和绕开议会审查的行为领域。诚如汤姆金斯所说,政治宪法反对司法审查并非主张取消司法审查,而是要让法院找到正确的位置。

关于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他们认为,传统有关法律与政治关系的论点是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即如果不能实际废除政治,至少要通过法律和宪法来限制它。正如洛克林所说,自由主义的目标是让政治穿上法律的紧身衣。这是一种看淡政治、相反对于法律则是高度赞扬的观点。它抬高法律的理想品质,而用一种消极的态度看待政治。政治被视为是一种被热情统治的活动,政治的领域是危险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因此,限制政治是为了确保热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政治必须被驯化、设置一定的界限,如此它的能量才能被驾驭,也就是说,才接受理性和正义的支配。但是,政治宪法学者认为,政治并非一头野兽,需要受制于法律或者被法律“阉割”。因为政治使我们自由,让我们成为人,没有它,生存是不可能的。当然,说政治使人自由,意味着这种自由并非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是独处的权利,是一种原子式的自由。而政治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无干涉的自由,而是无支配的自由。政治生活意味着我们不必生活在暴政中,这种自由不是单独享有的,它是一种复数的自由,是与别人分享的东西。同时,这种自由并不受国家的威胁,相反,而是被国家积极地促成。正如阿伦特所说,成为人的条件是由三种基本的活动组成: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是繁殖的生物功能,工作是制造的机械功能,行动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条件。对于阿伦特来说,行动是政治的本质,她说,政治直接来源于集体行动,在这过程中,分享语言和行为。行动不仅是世界的公共部分,也是形成世界的活动。而行动,不像劳动和工作,永远不可能是孤立的。杰里米﹒沃尔德隆也指出,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政治规则就是寻求调和人类的分歧。政治是一种调停机制,政治宪法就是把政治、行动和调停的技术作为中心。政治宪法认为自由并非是人摆脱外在世界压力的内在领域,而是仅仅存在于公共生活中。

高全喜:从你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英国政治宪法学者们的论述有着很强的方法论意识,即他们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宏大的理论基础——共和主义——之上,以此来构建起一个庞大的认识各种政治和法律现象的体系,同时也使得自己的各种主张在理论上取得融贯性。所以,我主张,政治宪法学应当有自己的方法论,就像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一样。但是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方法论,从理论渊源来说来自于西方现代社会。西方的宪法学研究,尽管有各家各派,但却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预设前提,即它们的政治社会是一个日常的宪制民主社会。宪法学家们一般谈到方法都是采取所谓价值中立的方法,但是我要提醒的是,韦伯的价值中立命题本身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我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尤其是宪法学和政治学,不能完全摆脱研究者的价值偏好。就我来说,我是属于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所以我的研究方法贯穿着自己关于宪法学的价值偏好在里面。

王锴:我注意到了您与我国其他的政治宪法学者的不同,就是您有很强的方法自觉。您曾经讲到,政治宪法学认为中国宪法学之科学化的第一步就是应该完成对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宪法”的描述,……但是,政治宪法学与“宪法政治学”或“宪法社会学”肯定是不同的,后者仅仅是政治宪法学努力的第一步。什么是政治宪法学的第二步呢?就是对“真实的宪法”的规范证成。第二步可能涉及到法学方法的运用,但可能不同于个案化的司法性质的法学方法,而是一种“立宪者”的方法。我对这个“立宪者的方法”一直不是很清楚,您能不能在这里向我具体解释一下?

高全喜:好的。我主张的政治宪法有两个主要方法:一是生命-结构主义方法;二是历史-规范主义方法。

生命-结构主义方法。我认为宪法体制是一种人造的结构,是一种有内在生命力的结构,不是一个自然事物,不是一个自然的秩序,其中贯穿着人的意志、理性、激情和利益等等。这样一种宪法必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宪法。在这个宪制结构中有不同的原则、不同的规则,有一般的系统结构等等。这样的宪法有它的发生、演变,乃至变革,甚至衰落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生命体。宪法结构的衰落就是被修改,甚至重新制宪。这是有生命力的、人造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用传统古典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尚未区分政治学与宪法学的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可以纳入他所谓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的四因说之中,而这个四因说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所以,我自己近期的一些研究,关于中华民国之立宪时刻的研究,关于中国百年宪制一系列重大的法案、文本,甚至政治事件的研究,基本上是贯穿这样一种方法。

历史-规范主义方法。就像人造的宪制结构本身有一个产生的过程,它必然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历史主义是分析宪法学的重要维度,我们需要分析宪法制度的演变过程。现行的中国宪法,美国宪法、英国宪法都有一个演变过程,历史主义维度是研究宪法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但问题在于历史主义维度本身很有可能导致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一切在历史中呈现的东西都是客观的、合理的,单纯历史主义很可能导致最终的虚无主义、法律实证主义或现实主义。如何看待历史演变中的宪法,尤其是政治权力作为主导的宪法,我认为应该接纳规范主义的原则,彰显宪法结构不同于客观情势的规范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宪法是一个人造的事物,最关键的原则,不是现实性原则,而是正当性,正当性是绝对原则,但这个宪法正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历史中演变出来的,通过一系列宪制结构中的重要契机,创生出来,有可能是在创制时期,有可能是在修宪时期,但无论怎么说,这个历史演变过程必须要有规范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规范主义的方法是我主张的一个主要方法。

王锴:刚才我提到了您与我国其他政治宪法学者的不同。目前,我国公认的政治宪法学者主要有三位:您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端洪教授和强世功教授。我注意到,你们的的主张是“分歧大于共识”,这一方面在于你们所依据的理论资源并不相同,另一方面在于即使相互之间存在共同点,但“理论企图”也不一致。

陈端洪教授和强世功教授的立场接近于英国政治宪法中的描述主义流派,即探求宪法运作的真实图景。只不过陈是从宪法文本之中去寻找更接近宪法现实的规则,而强是在宪法文本之外去寻找支配宪法运作的“潜规则”。但诚如前述,格里菲斯所代表的英国政治宪法中的描述主义流派的不足在于缺乏规范性。即它无法让人们感受到,如果不坚持政治宪法将会导致某种价值上的损害。上述批评同样适用于陈、强两位教授。无论是陈文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第一根本法还是强文将《中国共产党党章》作为中国的不成文宪法,都是一种事实的描述而非规范性的应然。

高全喜:是的。陈端洪或其他人所主张的左派政治宪法学之所以遭到垢病,原因即在于他们理论中的历史现实主义,存在都是合理的,如果这样的话,宪法的正当性、规范性何在?但是我也不赞成教条的规范主义,中国百年宪制过程中,美国、法国宪法中蕴含的普世价值,它们作为基本规范,究竟是怎么在中国百年宪制演变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如何得到人民的同意,得到制度的体现?规范宪法学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历史合理的说明。我大致赞成韩大元教授的观点,要追问的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很多事情让我们感到遗憾?几亿人,上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形塑成中国之富有生命力的宪法?对此采取历史—规范主义的方法,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我觉得要有自己的选择,或者赋予它以意义。这是我在此提出的关于政治宪法学的两个方法。我最近一系列关于中国百年宪制的研究,就是尽可能力图把这两个方法贯穿其中。

王锴:您不断地提到“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宪法政治)”的区分。这种日常政治与非常政治的二分法起源于德国宪法学者施密特,而倡导于美国宪法学者阿克曼。但是,阿克曼的主张与英国的政治宪法在背景、主张上截然不同。(1)背景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奠基于其提出的二元民主(dualist democracy)理论。阿克曼认为,二元民主奠基于人民主权原理,是相对于议会主权原理下的一元民主(monistic Democracy)而言的。议会主权强调议会才是人民意志的最高呈现,并具有超越其他国家机关的民主正当性,而人民主权强调人民本身的意志才是所有国家权力的来源,因此,所有经过人民意志选择的国家机关的民主正当性是相同的,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在二元民主理论的主导下,阿克曼进而从美国宪政的发展经验中总结出两种不同的决策程序,即一般政治家为表达选民利益所形成的常态政治和一群有理念的团体或领导者所组成,企图争取人民动员支持,从而凝聚共识的宪法政治。反之,英国的政治宪法则是维护代议制民主,即以一元民主为中心。(2)主张上,贝拉米认为,阿克曼的理论存在两个缺陷。首先,阿克曼把宪法政治描绘成一个审议民主的形式,审议民主伴随着交往理论,强调分享目标。讨论仅仅是一种发现共同的理解和目标的手段,但是在现代多元社会,这种共同性是不存在的。即使在阿克曼所说的宪法政治的危机时期,人们基于对军事或经济威胁的恐惧更加团结,使共识的达成更加可能。但是妥协有好坏之分。奴隶制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坏妥协。其次,太频繁地修改民主的规则是不英明的,正如麦迪逊反对杰弗逊定期选举将产生一个高度不稳定的体制一样,阿克曼的宪法时刻理论提供了一个更有限、更可能的视角。然而,它把是否改变的问题交给例外状态和通过一种特殊的政治,然而,在英国、新西兰这样的国家,议会有权作快速的改变,因此宪法讨论将成为日常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因此,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并非一种立宪政治的主张,而是在维护既有宪法文本之下的宪法变迁(constitutional change)。这种宪法变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成文宪法修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承认宪法文本与政治现实之间冲突的正当性,但是,该问题的重要性会随着宪法修改难度的降低而降低。因此,在宪法修改频繁的国家,社会的发展会及时地通过修宪而反映到宪法文本之中,而不需要动员民众从事宪法政治来形成。总之,美国的宪法政治是在成文宪法极难修改的背景下通过政治——直接民主来形成新的宪法规范,而英国的政治宪法则是在缺乏成文宪法的背景下通过政治——代议制民主来解决宪法性的问题。即前者是宪法下的政治,而后者是政治作为宪法。

高全喜:毋庸置疑,政治宪法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理论的困境和难题,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主张的政治宪法学主要是三个理论难题:

    1、如何准确判断我们时代的状况,并用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宪法学概念和体系予以描述、分析和判断。在我看来,必须进入中国百年立宪史,政治宪法学的宪制史研究,不是资料汇编,而是对中国百年宪制内在的东西,我们宪法中还在生长、发展的东西的思考,这一点很难。民国初年的法统、国民党的法统、共产党的法统,均体现在我们的宪法中,对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单纯使用英美、德法俄的概念系统,但是,党史的概念也不行,要变成中国宪法学的概念,予以描述、分析和判断,目前还缺乏这样的宪法学成果。

    2、如何从理论上对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理论和制度进行分析,打通与它们的理论逻辑关系。从政治宪法走向法律宪法,我赞同,问题在于有一个过程,怎么打通这个过程。宪法中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要落实,要解释,要研究,怎么找到一系列逻辑,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新闻报道,要有内在的逻辑,变成具体的制度,怎么处理这个政治问题的宪法化,还是个难题。

    3、如何处理政治宪法学的左和右的理论与价值分野。我和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方法论不同,但是,我和左派政治宪法更有重大的理论与价值的分野,主要体现在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规范主义之不同,这里面临的难题,是否存在,怎么找出来,或挖掘出来,逐渐在中国一系列宪法制度的变革身上,从理论上赋予它规范性的意义。

总的来说,政治宪法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诉求解决所有问题。我再次强调,政治宪法学致力于解决的是,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其宪法制度的动力、形式与目的问题,尤其是试图发现宪制结构变革的动力。动力在人民、在党,还是在哪里?这些攸关的宪法学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就可以退休了,敬请其他宪法学家们出场,研究宪法条文,解释司法案例,规范权利体系。那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