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骏楠:十九世纪的“文明”与“野蛮”(上)


十九世纪的“文明”与“野蛮”

——从国际法视角重新看待甲午战争


内容摘要:19世纪国际社会又名“国际法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并非向所有国家开放。相反,“文明”标准使得大部分非西方国家被排除在“国际法共同体”之外,从而导致其无法享受平等的国际法人格,领事裁判权制度便是这种国际法上人格不平等的集中体现。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与国际社会遭遇时,同时也遭遇这一“文明”标准。中国由于困窘于误导性的国际法汉译作品以及强大的儒家传统,从而在晚清数十年时间内未能意识到“文明”话语的重要性。日本则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套话语,并努力使自己符合“文明”的各项标准。于是,在19世纪国际法学预设好的轨迹内,甲午战争成为了检验中日两国“文明”成就的关键舞台。日本在战争中胜出,其国际法学家创作了一系列证明日本“文明”表现的作品,从而获得了西方国家对其“文明”国家身份的承认,以及“国际法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并进一步加固了西方国际法学“文明”话语本身的正当性。中国则遭遇彻底的失败,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国际法人格上:中国被判定为“非文明”,从而不能进入“国际法共同体”。为了构建一个更为平等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国际法的“文明”标准值得反思。

关键词:国际法共同体  文明  明治日本  晚清中国  甲午战争


一、引言

光绪十二年(1886年)旧历七月十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艘军舰以“入坞上油修理”的名义驶抵长崎。“定远”、“镇远”两舰是当时北洋水师乃至全远东吨位最大的铁甲舰,其排水量均为7335吨,各配有305毫米口径大炮4门、150毫米口径大炮2门,另有其他火炮、机枪以及鱼雷发射管若干门。威风凛凛的舰队吸引了大量长崎市民前来观看,羡慕与嫉妒的情绪交织在人群当中。不出数日,便爆发了流血冲突:傲慢的中国水兵与愤懑的日本警察和民众在岸上发生斗殴,这导致双方各有伤亡。接下来则是旷日持久的事后交涉,最终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对死伤者予以抚恤,对肇事者(包括肇事水兵和警察)则予以惩戒(中方对自己水兵的惩办实际是不了了之)。[i]

中国方面似乎没有从本次事件中吸取什么东西,不过该事件对日本人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巨型铁甲舰的存在始终是本次谈判中的一个若隐若现的威慑因素,这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炮舰的威慑反倒促成了近代民族主义情绪的狂热爆发。更为实际的后果是,在随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日两国的海军实力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从1888年直到甲午战争开战,北洋水师未增一舰,而日本却大大加强了近代海军的建设。如何击沉“定远”、“镇远”这两艘铁甲舰,并战胜不可一世的北洋水师,成为了日本海军绞尽脑汁研究的核心课题。1893年,日本拥有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速巡洋舰“吉野”号。它的航速比“定远”和“镇远”多出10.5节,其火炮射速则是中国军舰的四到六倍。正是这艘“吉野”舰发出的隆隆炮声,宣告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它在丰岛海战中打响了第一炮。它也参与了对“高升”号的轰击,并在黄海海战和围攻威海卫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ii] 最终,中国彻底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对许多有关本次战争的历史教科书、学术专著、论文、浮世绘和其他影视文学作品来说,甲午战争的历史记忆就到此为止了。在经典的近代史叙述中,甲午战争见证了一个新兴的民族主义帝国的崛起,以及一个行将崩溃的旧帝国的垂死挣扎。新帝国的胜利首先在物质层面得以见证:所谓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竟然被一个弹丸小国的海军击败了。为着论证这一结果的必然性,相关的历史案例时常被引用:诸如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水师军费去修建颐和园,而日本天皇的母亲则捐献出自己的首饰以资助购买“吉野”号这种对比鲜明的例子。更进一步的反思(这类反思自梁启超的时代即已开始)会指出中国不仅输在枪炮上,更输在了腐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上,并宣告单纯模仿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然而,仅仅从军事实力和国内制度两个维度去理解一场殖民时代的战争,将不利于我们全方位地理解殖民征服的所有构成要素。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将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征服东亚事业中的话语维度。后殖民主义的大量作品早已启发我们,所谓的帝国主义不仅仅体现在“炮舰政策”上,也不仅仅表现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iii] 实际上,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中,“法律”语言也成为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通货。[iv] 本文试图展示的正是国际法话语在这种法律通货中的重要份额。与此同时,一种全球史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际法话语在19世纪跨文化的权力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作用。直到这时,我们才能深刻地体会到:在这场标志着近代中日两国命运转折点的关键战争中,中国不仅输在了曾经幻想能够攻克横滨、神户的军舰和枪炮上,更输在了(国际法)话语上。

二、国际法“文明”话语在东亚的传播

(一)19世纪国际法与“文明”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影响时,国家体系(又名国际体系)便产生了。[v] 如果这一国家体系内的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间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便诞生了。[vi] 19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国际社会常常同“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这类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它起源于这块土地。这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今天能够对国际社会做出普遍性的理解,但在历史上,这个概念却与特定的地域、文化乃至宗教紧密交织。正因如此,作为国际关系学中“英国学派”代表人物的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其作品中介绍当代“世界性国际社会”之前,感到有必要首先介绍之前存在的两个国际社会:“基督教国际社会”与“欧洲国际社会”。[vii]

这意味着在一个“世界性国际社会”形成之前,在历史的岁月中必定发生了某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非基督教、非欧洲的政治实体逐渐将自己建构成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在20世纪全部融入了国际社会,从而与西方国家一道,享受着(形式上)平等的主权。从西方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被称作“国际社会的扩张”,[viii] 从非西方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则被称为“进入国际大家庭”。[ix] 由于主体的不同,所使用的动词也就不同(“扩张”与“进入”)。不过,无论叙述的视角如何,西方与非西方都始终绕不过一个共同的主线,这一主线就是“文明”。

在现代国际关系学诞生之前,国际法学承担着界定与描绘国际秩序的角色。[x] 所以,在19世纪,布尔所说的“欧洲国际社会”又称为“国际法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彼此平等地通过使节和贸易(以及偶尔发生的战争)进行往来。他们共享着某些价值观念,一开始国际法学家认为它体现在基督教上。然而,当国际法试图将本身拓展到欧洲之外的广大地域时,问题出现了:欧洲之外的世界几乎全是异教徒。于是,一种新的价值认同孕育而生,它就是更具包容性的“文明”概念。杰里特·W. (Gerrit W. Gong)已经指出,“文明”概念在19世纪国际法的全球扩张中具有两重功能:(1)它是为了回应保护居住在欧洲之外的欧洲人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一现实问题而出现,“文明”标准保证了欧洲人的某些基本权利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保障,这导致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兴起;(2)在一种更为宏大的视野中,它是为了回应哪些国家能够获得国际法上的承认与人格这一问题而出现,“文明”标准提供了一种对“国际法共同体”成员及其候选人予以有效限制的学说。[xi] 如果非西方国家不能满足“文明”标准,那么,它将不能进入“国际法共同体”,与此相伴的后果则是:主权被减等;不平等条约将被签订和维持;固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混合法庭、势力范围、保护关系等等事物必须被保留。如果想解除这种束缚,那么唯一的方法便是“文明化”,它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对(尤其是外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保护;(2)有效率的官僚制政府;(3)完善的国内法律体系;(4)对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的自觉遵守,以及对国际会议与国际公约的积极参与。[xii]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在19世纪国际法学家的眼中,究竟哪些国家已经是“文明”国家,哪些尚未达到“文明”?对这个问题,英国国际法学家詹姆斯·劳瑞默(James Lorimer)在其作品中做出了最清晰直白的解答: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人类在其目前条件中,被划分成了三种区域或范围——亦即文明人、野蛮人以及未开化人(savage humanity)。对于这些不同种类的人,不论是由种族特性造成还是由于同种族内部的发展阶段不一造成,文明国家享有在三种层面上承认的权利——完全政治承认、部分政治承认以及自然或纯粹作为人的承认……

完全政治承认的范围是所有现存欧洲国家,以及他们的殖民属国,这是就它们的人民是欧洲人的后代而言;以及南北美洲的国家……

部分政治承认的范围是土耳其的欧洲和亚洲部分(这意味着作者眼中的埃及已经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而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笔者加),以及那些没有成为欧洲属国的古老亚洲国家——即波斯和其他中亚独立国家,以及中国、暹罗和日本。

自然或纯粹作为人的承认的范围,包括上文提及民族以外的其他人类;尽管在此处我们或许还应该区分进步种族和非进步种族。

国际法学家所直接处理的,唯有这三个范围中的第一个;……他没有义务去将实证国际法适用于未开化人,甚至是野蛮人。[xiii]

(二)中日两国的不同反应

当中日两国与世界遭遇时,它们同时也遭遇了这幅国际法画面。1864年末,亦即《南京条约》签订——这是西方对中国承担“文明化”使命的关键一步——22年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 A. P. Martin)在总理衙门和美国公使的双重支持下,将其同胞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翻译完毕(中译本即《万国公法》)。该事件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西方国际法的首度正式接受,当然,“正式”并不意味着“全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西方国际法作品时,出于使中国人更顺利地接受西方国际法,以及更有效地传播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目的,将体现出国际法实证主义风格的原文扭转成了自然法学风格。[xiv] 前一种国际法学强调国际法是主权国家意志的产物,因而其内容必须从外交实践中去推求。国际法并非具有先天普遍性,相反,国际法的普遍性必须通过历史性的实践来实现。在具体的国际法实践扩张到某一地区之前,该地区是不属于国际法适用范围的。[xv] 后一种国际法学则更为古老,它在19世纪逐渐失势。这一学派认为国际法来源于自然法,由于其是“理性法”或“上帝法”的体现,国际法具有先天的普遍性,所以,所有国家,不论处于西方还是非西方,都是这个普遍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xvi] 很显然,在19世纪日益得势、并在该世纪下半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际法实证主义与“国际法共同体”的“文明”标准有着强烈的话语亲和关系。[xvii] 亨利·惠顿,作为英语世界国际法实证主义的首位代表人物,在其给国际法下的定义中强调:国际法是“文明”国家间的法律。[xviii]

然而,丁韪良却将这幅图画抹杀掉了,并且替换上一个更美丽的版本。将国际法称作“万国公法”导致这样一种印象: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中制约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法规体系,就如同自然秩序一样是既定的存在。[xix] 用“天理”、“人情”这些朱子理学概念去描述国际法的性质,也体现出丁韪良本人在美化国际法事业上孜孜不倦的努力。在1864年直到甲午战争前夕的三十年时间里,大部分不懂西方语言的中国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国际法时,其所能依赖的资源只有丁韪良的译本。赴欧留学人员中虽然有人学习了国际法,但他们却没有留下国际法学作品,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在晚清外交实践中也默默无闻(只有马建忠是一个例外)。在同文馆和其它新式学堂中,屈指可数的丁韪良译作成为国际法教材,这是一个没有大学更没有法学院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对“天理”、“人情”的重视、对王道政治的向往,以及以诚信治天下、守四夷的思想,由于与西方自然法学存在某种程度的暗合,导致数代知识分子沉浸在丁韪良所描绘的自然法学图画中难以自拔。[xx] 此外,在传统思想与实践中,存在一套中国自身的、有关“文明”与“野蛮”的话语(诸如“华夷之辨”的观念),而中国则位于“文明”层级的最高端。[xxi] 尽管这套观念体系逐渐崩塌在19世纪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面前,但它依然或多或少掣肘着晚清士大夫的心灵,这导致他们难以接受一个颠倒过来的新“文明”秩序。于是,新的“文明”概念消解进晚清国际法的自然法话语,甚或迷失在一种无知状态中。后文将指出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悲剧性后果。

与此同时,日本却渐渐走上另一条道路。明治初期的日本由于同样受到从中国输入的丁韪良译本的影响,其国际法观念停留在模糊的自然法/朱子学认识上。不过,对国际政治的更深入接触(以岩仓使节团的经历为标志)、其启蒙思想家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以福泽谕吉的言论为代表)、对欧美留学生派遣的增多(研究过国际法的西周助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对国内大学中法学教育的重视,乃至大和民族本身重现实体验、不屑于理论批判的文化习惯,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导致日本在1870年代逐渐意识到了国际法“文明”话语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文明开化正是明治国家的三大国策之一。早在1875年,在其名作《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就对西方学术界中关于不同民族在“文明”上差距的话语表示全盘接受:

前章已经说过,事物的轻重是非这个词是相对的。因而,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xxii]

日本痛苦地接受了这一话语事实,也接受了与此相伴随的国际法理论,并且“从未怀疑过其效力或合法性,不论是在整体还是在局部上,它严格地遵守着国际法的规则”。[xxiii] 尾佐竹猛已经指出,这时的日本人认定世道已经发生改变,而这一西方理论必然是正确的,因为“文明”国家的国际法学家坚持这种观点。当然,某些日本知识分子也曾在某种程度上怀疑过它的正义性,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冷淡并且无所畏惧地拒绝它。他们没有用来对抗欧洲理论的证据。甚至连日本的政治家们也在提倡全盘西化。于是,日本学者不得不服从欧洲理论。这正是明治中期存在的情形。[xxiv]

在福泽谕吉笔下,“文明”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无论是制度、文学、商业、工业、战争、政法等等”。在这些事物中,能够促进“文明”发展的就是好的,而导致“文明”退步的就是坏的。因此,“内乱或者暴政独裁,只要能促进文明进步,等它的功效显著地表现出来时,人们就会把它往日的丑恶忘掉一半而不再去责难他了”。[xxv] 因此,在促进“文明开化”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什么“天地之公道”和“宇内之公法”(而这正是明治初年日本人对国际法的普遍印象)来阻碍国家政策的实施了。虽然“文明”的含义十分广泛,但对于当下日本来说,“文明”的最重要使命则是确保日本国家的独立。为了确保独立,任何手段都是在所不惜的。福泽谕吉在书中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副世界图景:

所以,从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在各国人民的私人关系上,也可能有相隔万里而一见如故的例子,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厮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做贸易和战争的世界。[xxvi]

这样一幅“文明世界”的图画已经与丁韪良的图画相距甚远。在福泽的文明理论中,战争在本质上与文明并非冲突,相反,它是彰显国家实力,实现国家利益,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该说,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xxvii] 这种“文明”观与19世纪国际法学并不冲突,史蒂芬·内夫(Stephen C. Neff)的作品已经告诉我们:对19纪的实证主义国际法学家来说,将战争视作一种实现正义或保护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手段的观点,已经成为历史,因为“正义”或者“共同价值”已经不复存在。相反,支撑起19世纪法律思想是一种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画面,战争是国际生活中固有和根深蒂固的特征。既然主权国家的独立意志是不受限制的,而主权国家间的利益又各不相容,那么发动战争必然成为表达意志和维护利益的手段。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否合法不在检验范围之内,只要在战争过程中遵守游戏规则,那么这就是“文明”。战争成为了一项法律制度,正是在这个世纪,圣彼得堡宣言、“利伯法典”(Lieber Code,美国联邦政府采用的陆战法规)、布鲁塞尔议定书、海牙公约等一系列战争法规则被制定了出来。[xxviii]

继续阅读:十九世纪的“文明”与“野蛮” (中)(下)



[i] 关于“长崎事件”的具体交涉细节,参见王家俭:“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1886-1887)”,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编辑委员会编:《清季对外交涉(二)俄、日》(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5-270页。

[ii] 关于甲午海战的战斗详情,参见戚其章:《走进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3-348页。

[iii] See John Gallagher &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6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15 (1953).

[iv] See Sally Engle Merry, “Law and Colonialism”, 25 Law & Society Review 889-922(1991).

[v]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vi] 同上注,第10-11页。

[vii] 同上注,第21-30页。

[viii] 例见Hedley Bull &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ix] 例见Immanuel C. Y. Hsü,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x] 现代国际关系学诞生于20世纪,参见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梅仁、王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xi]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24.

[xii] Also see id., pp. 14-15

[xiii] James Lorimer,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A Treatise of the Jural Relations of Separate Political Communities, Edinburgh: W. Blackwood and Sons, 1883-1884, pp. 101-102.

[xiv] 参见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6页。笔者的硕士论文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解析,参见赖骏楠:《<万国公法>与晚清国际法话语1863-1895)》,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章。

[xv] 参见杨泽伟:《宏观国际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70页。

[xvi] 参见同上注,第156-160页;Arthur Nussbaum,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p. 114-118

[xvii] 需要提及的是,杰里特·W. 龚认为这二者并无本质关联,参见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upra note11, pp.42-44

[xviii] Madison, Examination of the British Doctrine which subjects to Capture a Neutral Trade not open in Name of Peace, London Ed., 1806, p.41, quoted from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5, 6th Edition, p. 22.

[xix]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xx] 参见赖骏楠:《<万国公法>与晚清国际法话语》,同前注〔14〕,3章。

[xxi] See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xxii]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