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骏楠:十九世纪国际法学的中国叙述(一)

  十九世纪国际法学的核心思维结构是非政治的实证主义。通过检视该时期国际法学文本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可以清晰地考察出这种思维结构的特征。界定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是否拥有国际法共同体身份资格的文明标准,事实上是不清晰的。随着实证主义思维的渐趋得势,对于鸦片战争本身合法性的探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不平等条约合法性的判别,仅限于依据契约法的形式规则,而忽略了国际间武力关系不对等的残酷现实。文明标准的晦暗不清,并未阻止这一话语本身被国际政治现实所利用,而日本则是这方面的最杰出学生。由于拒绝思考政治议题,国际法学对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在中国等国的扩张非但不能予以限制,反而在事实上予以默认。在对学科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新时代国际法学家有必要对自身的方法论保持警醒,并更负责任地投入到政治议题之中。

关键词  国际法 实证主义 非政治 文明 中国



目录

一、引言

二、1840之前:法律真空与异域想象

三、主权世界的“文明”印章:吸纳与排斥(1848-1895(上)(下)

(一)瓦泰勒

(二)惠顿:初步成形

(三)吸纳的真实含义

(四)人种学与伦理学:“半文明”与半吸纳

(五)“文明”的“标准”?

四、鸦片与贸易

五、不平等条约

(一)“自由合意”

(二)解释领事裁判权

(三)1878:万国公法会上的中国与日本

六、主权世界的“文明”印章:续

(一)日本因素与战争法话语

(二)重新思考中国的国际地位

(三)中国留学生

七、结论

(一)未经反思的“文明”

(二)“非政治性”与国际法学的自身命运



                               一、引言


当“国际法学会”(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于1873年秋季在比利时城市根特(Ghent)成立时,其核心宗旨便是“通过寻求成为文明世界的法律良心的机构,来促进国际法的进步”。包括伯伦知理(Johann C. Bluntschli)、拉里默(James Lorimer)等著名国际法学家在内的学会成员,都坚信自己正是这一“法律良心”(legal conscience)的承载者和表述者,他们将“通过出版物、公共教学、以及其他手段,来促成调整国际关系的正义和人道原则的胜利”。[i] 类似的表述也可见于当时其他国际法学作品中。在调整“文明世界”与“文明”之外世界的关系时,相同的语言和信念也屡见不鲜。在国际法学家的指导下,“文明”国家抱有开导和教化异教的、“非文明”的、非欧美的人民的“神圣使命”,并有义务将自由、人道和正义撒播在这些地带,直到最终将非西方世界彻底纳入“国际大家庭”(familiy of nations)。[ii]

然而,部分现当代学者却给19世纪的国际法学家描绘了另一幅造型。面对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混合法庭、势力范围、保护关系等等无须多加描述的19世纪东西方之间明显的不公正制度,他们习惯于寻求19世纪国际法学与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间的本质关联。有学者将其归咎于国际法学的学术转向:正是由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实证主义国际法学的兴起,才导致原先一种有关普遍性国际社会的自然法学进路被否定,从此以后,国际法学家走向了狂妄的自我封闭,它们将国际法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欧洲“文明”国家,广大的亚非地区由此沦为法律的“真空地带”,这给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iii] 更有学者试图指出19世纪国际法学与该世纪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的“共谋”,这种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认定:西方与非西方在19世纪的大范围“殖民遭遇”为实证主义国际法学提供了一个证成该学派自身合法性的契机。西方与非西方、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以及国际社会之内和之外这一系列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二分法在19世纪实证国际法学派的分析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如果没有“殖民遭遇”,就没有近代实证主义国际法学的形成,而该学派又反过来合法化了“殖民遭遇”。简而言之,19世纪国际法与殖民主义一道,对非西方世界犯下累累罪行。[iv] 很显然,根据这种思路,19世纪国际法学家俨然沦为帝国主义的积极帮凶。

这一国际法学自身信仰与后世评价之间的强烈反差警醒我们:如果我们只专注于探究国际法学家在帝国主义事业上的态度与动机(这本身就难以完整的考察),那么,我们将要么被一手文献中的大量耀眼词汇所迷惑,要么则如同后殖民主义者那般依据文本之外的现实权力关系来推定国际法学家的原罪。而这两者都不能根本性地解决我们的学术困惑。因此,在考察19世纪国际法学史的文本时,有必要在简单的意图推定之外,深究所有这些文本所共同支撑起来的思维或话语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得国际法学家无论采取什么态度,都难以摆脱对19世纪殖民扩张作为一个既存事实的承认和默许。也正是这种结构,才使得“高尚”与“堕落”、正义与不义能够在这套话语和后世评价中长期并存。

本文将讲述19世纪国际法学与中国的长期“遭遇”故事,如同无数的“殖民遭遇”一样,本故事也将以悲剧告终。然而,这里所谓“悲剧”,不仅意指中国在19世纪结束之际依然受到大量不公正的国际待遇,而且意味国际法学家自身的悲剧。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该时代大部分国际法学家绝非这些不正义事业的积极帮凶,相反,他们认定自己的信念无比高尚。然而,也正如上文所列举的现当代学术作品所述,他们在客观上依旧沦为帮凶。通过广泛考察19世纪国际法学专著、论文、演讲集、学术会议记录等文本中所有关于中国的表述,我们得以反思该时代国际法学家在思考东西方法律关系时某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话语结构。正是这种结构本身,导致他们在改变其所关注的中国命运乃至其自身命运上的无能为力。

我们决不能假定在经历三世纪之久的演变后,19世纪国际法学及其关于中国的表述都已固定。相反,它们实际上一直处于发展和流变的状态之中。而这种流变之所以可能,正如下文即将揭示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当时欧美学术圈内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然而,更关键的是,在西方与中国于1840年真正“遭遇”之前,国际法学家不可能未卜先知地规定出关于中西关系的完整法律框架。更真实的情况毋宁是:新的“遭遇”促使国际法学家严肃思考东西方法律关系的建构问题。这也提醒我们:“欧美”国际法学的变化并非在一个地域上封闭的欧美学术体系中的自主变化。国际法学家对于中国的界定与表述乃至他们学术观点本身的发展,实际处于一种政治权力跨地域实践的背景当中。每一次“殖民遭遇”,每一次中西关系史上的变动,都会在国际法学文本中留下或多或少的印记。因此,在这种中西关系史的视角下,考察国际法学家是如何看待和界定中西关系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考察他们如何思考、调整和再度调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考察这一系列的回应和调整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命运,便显得至关重要。

在中西关系史这一根本视角之下,本文将采取动态(时间顺序)考察和静态(主题顺序)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来叙述相应的国际法历史。第二部分讲述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国际法学关于中国的表述或“想象”,而这种“想象”也将为鸦片战争之后关于中国的广泛国际法学争论埋下伏笔。第三、四、五部分为鸦片战争之后国际法学家在不同主题上对于中国的广泛讨论的叙述。其中的第三部分试图重构国际法学家围绕“文明”概念对中国在国际法上地位所作界定的种种尝试。该部分考察将表明,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间在19世纪开始的官方接触,促使国际法学家选用“文明”语言来思考非西方与西方的法律关系:“非文明”国家不能享受国际法上的完整待遇,只有实现“文明”,才可以享受相应权利。与部分学者观点不同(具体观点详见结论部分),考察将进一步表明,“文明”话语远非清晰和完善,它在建构普遍性国际社会方面的作用值得质疑。第四与第五部分则分别回顾国际法学家对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及其条款)合法性的有关讨论,其中还包含中日两国代表在1878年的国际法学术会议上“同台竞技”这一饶有兴致的场面(对这一场面的更复杂解读则留待结论部分阐明)。第六部分将回到“文明”这一线索,对这一话语在东亚国家的国际法观念与实践中的效果史作出考察,这尤其体现在18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甲午战争、义和团事件等等。考察将表明“文明”话语在确定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效果上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是由于“文明”话语本身的模糊性所致。最终,在结论部分,借助对“文明”话语的反思,以及对国际法学家在探讨其他与中国相关问题上的反思,本文将19世纪(尤其是该世纪中叶以后)国际法学的核心思维框架和话语结构界定为国际法上的实证主义。在本文看来,这种实证主义的危害并非体现在其与帝国主义间的积极“共谋”,而在于其对“政治”议题思考的排斥。正是这种缺乏对包括殖民扩张在内的“政治”议题进行充分反思的实证主义思维,导致国际法学家对中国与国际法关系、中国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等等问题,缺少根本性的有效回应。也正是这种拒绝回应“政治”问题的气质,又使得国际法学家长期身处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位,乃至被世界政治本身所淘汰。

本文虽然关注的是“19世纪”国际法学,不过在一般情况下,20世纪头十年的相关作品也将被纳入考察范围,因为这一时期在精神上依然属于“漫长的19世纪”。[v]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公法”才开始面临真正的危机。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大地的法”(卡尔·施米特语)也正缘此机会浮出水面。[vi] 当然,后者已不属本文的讨论范围。



[i] James Lorimer,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founded at Ghent”, in: James Lorimer, Studi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eing Occasional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Edinburgh: William Green and Sons, 1890, pp. 82-83.

[ii] 例见Daniel Gardner, Institutes of International Law: public and private, as settle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y our Republic: with referecces to judicial decisions, New-York: J. S. Voorhies, 1860, pp. 662-668.

[iii] See C. H. Alexandrowicz, “Doctrinal Aspects of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Law of Nations”, 37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506, 1961; C. H. Alexandrowicz,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in the East Indies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pp. 2-4, pp. 9-11.

[iv] See Ant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2-114.

[v] 霍布斯鲍姆也正是将19世纪的终点定在1914年,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序曲”,第1-16页。

[vi] Carl Schmitt, Der Nomos der Erde im Vö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 Berlin: Duncker Humblot, vierte Aufl., 1997, S. 187-299.